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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按理学家模式修身养性,是谁一语惊醒梦中人

浏览次数:97 时间:2019-11-04

曾国藩读书有很大收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名师的指点,正所谓“附骥名师,绝不附庸权贵”。 湖南长沙人唐鉴是一代理学大师,不仅在京师士林声望颇高,而且深得道光帝的信任。曾国藩以老乡的名义慕名拜谒这位前辈乡贤,获得唐鉴的倾力指点。后来他给另一个同乡前辈贺长龄的信中这样写道:“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规。”意思是从唐鉴这里获得了读书之门径,他当天在日记中也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唐鉴指点了曾国藩什么样的读书门径? 第一,指出了读书之宗:“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唐鉴要求曾国藩熟读此书,以此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 第二,指出了读书之法:“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尽精,则万不能通一经。”“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读经的目的是修身,读史的目的是经邦济世。 第三,是静字工夫。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唐先生言,最是‘静’字功夫要紧。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此后他把“静”字列入了修身日课十二条之中。 唐鉴不仅对曾国藩如何修身、治学有帮助,后来还在曾国藩事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曾国藩只是一个书生,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皇帝为什么想到要他去带兵打仗?那是唐鉴向皇帝推荐的。在晚清许多高官打了败仗,要么选择自杀,要么被朝廷严厉处罚。而曾国藩早年打仗是“屡战屡败”,他也有三次自杀的记录,为什么皇帝没有惩罚他?那也是因为唐鉴。唐鉴在向皇帝推荐时,就事先给皇帝打了一支预防针,他说,曾国藩这个人是一介书生,刚开始办事不会那么顺利,会经过很多挫折和磨难,但皇帝您要给他时间,要相信他最终一定能取得成功。 曾国藩另一个名师是倭仁,由唐鉴推荐,道光二十二年冬,曾国藩向倭仁请教读书修身之法。倭仁是唐鉴很欣赏的理学家,任文渊阁大学士,他的日记当时在士大夫当中广为传抄。那么倭仁又指点了他什么呢? 第一,指出“研几工夫最要紧”。所谓研几工夫,说白了就是要注意思想上刚刚流露出来的苗头,洞悉小到心头的善恶之念、患得患失之心,大到国家治乱之微,都是研几。 第二,写日课。所谓日课,包括写日记、读书札记之类。曾国藩坚持了三十三年,还将日课送给倭仁、吴廷栋等师友批阅,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师友的眉批就像一种监督机制,对曾国藩长期坚持修身治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诚意工夫。曾国藩在道光22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诸弟的家书中介绍了向倭仁的诚意工夫:“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尽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着之于书,故所卖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 倭仁后来因“学业优长”,为两宫太后所器重,聘为同治的帝师。这对曾国藩后来的事业也有很大的帮助。

万事如易

长期以来,一些研究者往往把曾国藩看作理学家,并特别强调他早年就追随唐鉴讲习理学。其实,他对诸子百家各派学说,都采取兼包并蓄的方针。他所推崇的宋儒,亦不是二程和朱熹,而是周敦颐和张载,对程朱和程朱理学反而有不少批评。所以,严格讲来,他与唐鉴、倭仁那样的理学家还是有不少区别的。然而,他治学虽然博杂,却始终以理学为核心,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过去很少有人谈过。

成大事者,必先读书。——曾国藩

为谋求功名而无暇顾及学问

是谁一语惊醒梦中人

自南宋以来理学一直在湖南学术领域占据优势。长沙当时有两个最有名气的书院,一个叫岳麓书院,一个叫城南书院。嘉、道以来的几代山长都是讲习理学的。曾国藩本人及其亲朋好友都在这里学习过。湖南着名学者欧阳厚钧和贺熙龄,就是他们的老师。在这种环境下,曾国藩不可能不受到理学的熏陶和影响。只是由于曾国藩当时正急于谋求功名,眼光完全局限于应试诗文,无暇顾及学问,所以未能从这里直接走上治理学的道路。

《后门观史》,刘绪义著,岳麓书社2017年版

曾国藩后来走上治理学的道路,主要是受到唐鉴的影响。唐鉴是湖南善化人,翰林出身,道光二十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号称理学大师。曾国藩为了弄清做学问的门径,曾登门求教。唐鉴告诉他,“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为了突出理学的指导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特别强调,“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还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曾国藩听后顿开茅塞。他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规。”可见,唐鉴对曾国藩之研究理学,的确起了指路人的作用。

真正让曾国藩发生质的变化的,是一个叫唐镜海的人。此人是谁?这个人第一次走进曾国藩日记,是在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五。这一天,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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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后,替陈尧农代写信二封。唐竟海前辈来。

曾国藩按照理学家的模式修身养性,则主要是由于倭仁的影响。本来,唐鉴也谈到“检身之要”。唐鉴说,“近时河南倭艮峰前辈用功最笃,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希望他引为榜样,将读书和修身结合起来,但曾国藩回去后却没有照办。曾国藩向倭仁请教修身之道,倭仁告诉他“研几功夫最要紧”。还说,“心之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最后,倭仁要求他必须“写日课”。倭仁的所谓“几”,就是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露出的某种迹象,所谓“研几”,就是抓住这些迹象加以认真研究,从而把握其发展趋势,权衡利害,加以解决。其解决办法就是通过静坐、札记等自省功夫和相互讨论,将一切不合圣道的杂念消灭于刚一“闪念”之时,以使自己的思想沿着“圣人贤人”要求的方向向前发展,并将学术、心术、治术联通一气,通过学问的增长和道德修养的提高,逐步体验和学习治理国家的本领。这就是理学家一套完整的修、齐、治、平理论。

唐竟海,本名唐鉴,竟海,一作镜海,是他的字,湖南善化人,也就是长沙人。曾国藩的湖南老乡。此人曾任太常寺卿。太常寺卿,是宗族祭祀的长官,汉景帝时即设置此官,后来一直沿置,正三品。

betway必威,声望大增 理学家之名传遍京师

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曾国藩在《送唐先生南归序》中写到:“吾乡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闽之学,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岁庚子,以方伯内召,为太常卿。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考德问业,虽以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熏蒸。”

此后,曾国藩开始按照倭仁的要求进行修身养性。他每天阅读《朱子全集》后,静坐自省,对照检查,写出心得体会,并与吴廷栋、冯卓怀、陈源兖等人交流。曾国藩还经常把自己的日记送请倭仁批阅。这一时期的日记上留下不少倭仁的眉批,多是一些批评、鼓励之语。曾国藩通过同唐鉴等人的交往,大大提高了声望,不少人慕名拜访,切磋学问,理学家之名传遍京师。他自己也踌躇满志,以为用不了很久就可以成为一位大学问家了。他在信中对诸弟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于天地之完人。”可见唐鉴等人对曾国藩鼓舞之大,影响之深。他的门徒们后来所说的曾国藩“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即是指此而言。

曾国藩第一次知道唐鉴,应该是在道光二十年,这一年道光帝闻知唐鉴学养深厚,内召他为太常寺卿,作为朝廷各种大礼的掌门,唐鉴常在皇帝身边行走,也深获道光帝信任。

已决意改过换新的曾国藩以老乡的名义到唐鉴所住的碾儿胡同登门拜师,已过花甲之年的唐鉴见其谦卑好学,非常乐意地收下这位同乡后辈作为门生。从此师生间开始有了往来。唐鉴也常常亲至曾国藩住处。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虽然开始自省自修,但由于进京不久,各种应酬颇多。友朋同僚间来往甚密,“所谈多笑谈,自觉太放浪”;与友朋间交往,仍然不改其愤青本色。如曾经在他得肺病期间精心照顾他数月之久的欧阳兆熊,曾国藩与他也发生不愉快之事。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曾国藩反思“自念二三知心,亦复见疑,则平日之不自修,不见信于人,亦可知矣,可不儆惧乎!”可以想见,一边反思一边照常犯毛病,曾国藩“此心纷扰如故”。

不错,一个人要反省改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不知道改过的门径时,徬徨焦虑是难免的。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这是一个阴雨天,也是曾国藩这个月难得的一个晏起日。这一天他到胡林翼家问他哪一天送其父亲灵柩归湘,顺道来拜访唐鉴。

这一天,师生之间有过一段这样的对话:

曾国藩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为何?

唐鉴回答:当以《朱子全书》为宗。

恰好曾国藩刚买下这套书,于是赶紧细问。

唐鉴回答: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

在谈话中,唐鉴还透露他生平最喜欢读《易经》。曾国藩后来对《易经》的喜爱也源于此。

曾国藩继而请教为学之道。唐鉴回答:

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

曾国藩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

唐鉴回答: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

唐鉴说到这里,顺口向曾国藩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叫倭仁,字艮峰,河南人。说他用功最笃实,每天自早到晚,一言一动,坐作饮食,都会记下来。或内心有私欲不能克服,外有不及检点者都记出来。

倭仁比曾国藩大七岁,蒙古正红旗人,1829年进士,在曾国藩拜师唐鉴之稍早一点,倭仁已拜师于其门下,弃王阳明之学而改宗程朱,尔后成为晚清一代理学家。同治年间,倭仁作为“三朝元老”参预朝政,作为同治帝师,文渊阁大学士、工部尚书,后又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

听到唐鉴的推荐,曾国藩后来与倭仁订交,不仅又多了一个同门师兄弟,而且在以后的官场,倭仁对他帮助很大。

唐鉴曾经告诫倭仁,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闲邪存诚。所谓闲邪存诚,语出易经乾卦文言传,闲,是防止、禁止的意思,也就是防止邪恶,保存真诚。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然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但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

唐鉴将教倭仁的话又说给曾国藩听了一遍。

这一天,曾国藩自感收获极大,“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这当是曾国藩的真心话。后来,曾国藩给另一个同乡前辈劳崇光写信,再一次表达了这个意思。

这真正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曾国藩于此内外并困、身心交瘁之际,得遇唐鉴指点,不啻开一新境。此前各种学问,探得其根,乃判然各归其所。寥寥数语,唐鉴将天下学问归结为义理,将义理归结为反身戒欺,于纲目则归结《朱子全书》。这成就了曾国藩思想变化的基础。他对劳崇光说:

此前所涉书籍,无一非欺人之言;所为高谈古今,无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雨。

这一次的相见,真可谓是灵魂深处闹革命。思想不变,行动就没有根基,努力也没有方向。

这也是拜求名师得来的好处,曾国藩一生得益于许多名师,此后教育子弟,也就格外重视让他们拜师。

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刘绪义著,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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