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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焚书与坑儒,咏秦始皇诗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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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秦始皇诗种种

下载点数:免费 | 作者:何满子 | 点击数: | 评论数:0 | 更新时间:2006/11/02 15:14:00】

咏秦始皇诗种种

文/何满子

六合已横扫,何须地下军?干戈区宇息,图匕梦魂惊。

嗣子鹿迷马,遗尸臭杂腥。徒凭黔首力,奇迹世无伦。

这首题作《咏秦始皇兵马俑》的五律,是我于1982年参观兵马俑时的即景之作。我不大做旧体诗,那阵子因为读聂绀驽的《三草》受了传染而效颦。我曾将此诗抄示绀驽,承他谬赏,说咏史诗写到这样也很够味了。不瞒读者说,我自己也认为写得还不错。瞧,我这人就是这样,从来不会假谦虚。

在这之前,1979年我还作了一首七律《咏秦史》,那是因为我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供职,审读一部评论秦史的书稿,此稿可用可不用,当时稿挤,就割爱退还给了作者;似乎对作者有那么一点歉意吧,我写了一封很长的退稿信,附去了这首诗。以后又写了一篇《咏史三首并跋》的短文,《咏秦史》便是三首中之一。短文收在拙集《画虎十年》里,那诗道:

鲍鱼臭乱祖龙尸,巧设机关鞠李斯。驯致嗣君迷鹿马,遑论黔首竭膏脂!防微杜渐真难事,吹齑惩羹莫笑痴。勘破因缘寻响应,不忘前事即先知。

这诗是应和着那部书稿的内容而发的,开头两联和《咏秦始皇兵马俑》的颈联意思相同,“防微杜渐”以下指赵高渐次窃权,使秦朝局面不可收拾,隐指当时刚过去的“四人帮”弄权。咏史大抵要关合现实,这也是老套。

秦始皇是很惹得后人议论纷纷的历史人物,历来毁多而誉少。咏史诗中,有名的如李白这样的旷达之士,在《古风·三》“秦王扫六合”一首中,前半首盛赞其雄武,后半首也谴责其暴虐和求仙的荒愚,更不说许多正统文人的议论一味归罪了。可是也颇有些对历史有卓识的学者对秦始皇做了相当肯定的评价,甚至颂之为“千古一帝”。近代学者如章太炎,就作过《秦献记》、《秦政记》等篇,对秦始皇做了正面的论断,说秦政功大于过。但综观之,在秦派毕竟不是主流舆论。

使秦始皇负千

古暴君恶名的是儒家,儒家又恰是汉代以后两千多年来中国统治性的学派,儒门子弟几乎是全体知识分子的代称;而儒家在秦始皇统治下最为倒霉。讲秦始皇的暴政,首举的是焚书坑儒。焚书,焚的是儒家经籍;坑儒,坑的是六国儒生。这口气憋了几千年,使成了知识分子主流的儒家永远记恨,咒骂秦始皇是千古第一暴君就势所必至了。

自西汉贾谊的《过秦论》起,历代论秦史咏秦史的诗文,总是坏话多好话少。大抵愈是正统亦即愈是迂腐的儒生,对秦始皇的谴责便愈发苛厉。刚才看到一条河北正在修缮长城的消息,就顺便来谈历来关于秦始皇修长城一事吧,便有不少颇背公允的评价。最普通的是发些“在德不在险”一类的空论,讥斥秦始皇造长城之徒劳,而不顾当时抵御匈奴入侵的实际战争需要。须知在古代冷兵器对垒的战争条件下,城崭防御是管用的,对付惯用骑兵驰的胡人入寇尤其有效。中土主要战力是步兵。如无城垣设防便不得了。这本是常识范围内的事,可是为了要苛责秦始皇,常识也顾不得了。古代通信落后,不像今天一个电话或发个手机短信就可联系,城堞上举烽火示警或发号令也是当时条件下的必需,除非你不要保境安民,听任人民生命财产遭外敌损害。否则,筑长城何罪之有?

长城还有另一种良性效应恐怕不大为人所注意,这是我上世纪50年代后期被遣发到宁夏时亲历目见的。在甘肃、宁夏一带边塞,长城已经塌圮,留下了一段一段的断垣。十分显眼的是,凡有城墙存在之处,墙内畦町成行的绿色可耕地,墙外则是荒砂乱石,寸草不生。可证这是不起眼的城墙挡住了塞外的风沙,给居民造成了生息养殖的环境,原来这长城对保护生态环境也有功劳。

咏秦史的诗涉及长城者很多,有一联句意颇“光新”的诗常在我脑中闪过,那是我少年时读袁枚《随园诗话》留下的记忆。诗为袁枚同时人所作,诗人的名字忘了,袁枚是欣赏诗句的誓跋而录入诗话的。那两句是:“项刘生长长城里,枉用民膏筑万里。”乍一读,这两句确很俏皮:您陛下是为了保卫秦王朝的万世基业修筑长城的,可是灭您江山的项羽、刘邦却偏是长城内生长的人,陛下您白费劲了!(袁枚录在《随园诗话》里的,我还记得另一联,调门和提到长城的一联相同:“诗书何苦遭焚劫,刘项都非识字人。”)但仔细一推敲,却是没话找话的东拉西扯,或四文不对题。造长城是为了御外侮,原意就不是对付境内的造反。造长城和防内患是根本不搭界的两码事,一个政权垮台,原因多多,该垮的不造长城也要垮,唐亡宋灭,这两朝何曾造过长城来?

再一深探,则人们之所以忽然要议论起某件史事来,大抵是由于现实的刺激,选择的历史人物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召唤亡灵”,是为现实的需要找对象。袁枚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慑于和愤慨于雍乾两个暴君的虐政,特别是频兴的糟践知识分子的文字狱,于是选了“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来指桑骂槐地作曲折发泄的对象。诗人们这样干或许是自觉的,也或许是并不自觉。这事有点微妙,只有写诗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谈历史总是为现实刺激而发,鲁迅《准风月谈》中有《华德焚书异同论》一篇,也因纳粹头子希特勒的焚书而议及秦始皇的焚书。鲁迅对秦始皇颇有恕辞,说秦始皇的焚书是有选择的,不像希魔似地毁灭一切非德意志文化。并以秦始皇之收罗“客卿”证明其不排斥外来思想。说较之秦始皇,希特勒则车同轨、书同文这类大事业一点也做不到,现今的独裁暴君更残暴可恶得多。

鲁迅对秦始皇的态度,据王元化的研究,是受了乃师章太炎的影响,《华德焚书异同论》亦举的鲁迅右秦之证。其实鲁迅此文,主旨在于指斥希特勒之更为恶劣,为秦始皇所作的辩护,也是据事实作比较的持平之论,并未对秦始皇作过分的称赞。真正颂扬秦始皇的是毛泽东。也有诗为证,评郭沫若的那首七律“劝君莫骂秦始皇”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后来搞出了个“评法批儒”,可说是对秦始皇的最彻底的肯定了。

秦始皇这个“亡灵”,两千多年来被“召唤”来“召唤”去,可真热闹。是是非非,公说婆说都有理。不料一不小心,我也掺和进去,写了两首。其实是多事,正如聂绀驽诗所说:

天下是非谁管得,被皆主人咱其奴。

焚书坑

摘要:焚书与坑儒的历史缘由与始末。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以残暴著称的封建统治者。焚书坑儒是他最骇人听闻的、震烁古今的暴行之一,数千年来受到千夫所指,众口所矢,几乎妇孺皆知,被称作知识文化和知识分子在中国遭受的首次大规模的浩劫。人们通常都把焚书与坑儒联系在一起,言焚书必言坑儒,言坑儒也必言焚书。其实,焚书与坑儒是先后发生的两起事件。焚书的始作俑者是秦丞相李斯。始皇三十四年,完成“六王毕,四海一”霸业的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宴会,博士七十人为其敬酒、祝寿。仆射周青臣歌颂秦统一后实行的郡县制,使得“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周青臣的阿谀奉承自然得到秦始皇的欢心,但却引起了一旁的博士淳于越的不满。淳于越反驳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弟子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淳于越是来自齐鲁地区的儒生,敢于在皇帝面前直言不讳,应该说是出自忠心。但他主张效法被秦灭亡的殷周,恢复被废除的分封制,甚至宣称若不“师古”秦皇朝就不可能长久,则未免过于迂腐和不识时务。淳于越与周青臣之争,在于主张分封和反对分封,其出发点都是为了秦王朝的长治久安,不过是政见不同,本无根本对立。但法家人物李斯却抓住淳于越“师古”的主张借题发挥,大作文章,有意扩大事态。他把矛头对准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异己学说流派,声色俱厉,夸大其词,耸人听闻地火上浇油道:“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李斯把诸生谤议的根由归咎于儒家及诸子学说之后,提出:“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情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巫、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李斯这一着非常严酷:不但秦以外的史书和儒家诸子典籍统统遭到被焚毁的厄运,连谈论传播者也要惨遭灭门之祸,甚至同情者和执行不力者都要受到处罚。李斯的企图无疑是通过焚书扼杀春秋以来人民自由思索的精神和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彻底消除以儒家为代表的异己思想学说的影响和传播,打击敌对学派。但由于他的主张符合自孝公以来秦国一直施行的法家路线,切中极端专横拔扈的秦始皇的下怀,所以一提出就得到秦始皇的批准,下令在全国执行,从而使先秦许多重要的文献典籍被付之一炬,中华文化遭到巨大损失,形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如果说,焚书是由朝廷大臣争议引起的一次书厄,那么,坑儒却是因皇帝的迷信造成的一场人祸。秦始皇在妄想世代为帝的同时,也异想天开希翼长生不老。一些方士如徐福、卢生、侯生等为投其所好,编造了一些鬼神和不死之药的谎言来敷衍愚弄这位迷信的暴君。但神仙和不死药毕竟无处寻觅,实在无法搪塞时,为逃避秦朝的严刑酷法,徐福、卢生、侯生都相继逃亡,出国避难。他们历举了秦始皇的一系列罪状,数说他“刚戾自用”、“贪于权势”、“乐以刑杀”、“不闻过而日骄”、独断专行,致使“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不值得为他寻仙求药。方士的逃亡使秦始皇勃然大怒,骂道:“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这位荒淫迷信的皇帝大施淫威,拘捕儒生,将四百六十余名违犯“偶语《诗》《书》”、“以古非今”禁令者全部活埋在咸阳附近。时为秦始皇三十九年,即公元前212年。愚弄讥讽秦始皇的肇事者明明是寻仙求药未果的方士,但受难者为何却是些诵法孔子的儒生呢?这固然与秦国自孝公以来的尊法贱儒的统治传统有关,也和秦始皇昏聩暴戾的个人品质有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穷奢极侈、荒淫腐朽的糜烂生活,维护“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权势,滥发徭役,横征暴敛,酷刑峻法,杀人如拾芥,把天下变成了一座大监狱。致使“赭衣塞道,囹圄成市”,“自君卿之下,至于众庶”,人人皆“怀自危之心”。人民受到的剥削和压迫远远超过了其所能承载的极限,老百姓陷入苦难的深渊。秦王朝达到了“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的地步。而儒家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实行王道仁政的主张自然为暴君所不容。儒家书生依据儒家思想,批评讥讽秦王朝暴虐的朝政,更为独夫民贼深痛恶绝,早欲除之而后快。因此,秦始皇转移矛头,拿无辜的儒生出气,进行打击迫害,并不为奇。唐人章碣作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王朝统治者以为,“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然而,历史发展却与他们的倒行逆施相反,秦始皇焚书方三年,坑儒方两年,自己就病死于沙丘。这位幻想长生不老的一代暴君,仅活了五十岁,便结束了荒淫的一生,他企图传“至于万世”的庞大王朝也“二世而亡”。倒是被他百般摧残的儒家学说和儒家学派反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烧不尽,坑不死,从稍后的汉王朝起,就取得了中国社会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历数千年而不衰。<

中国的一大特色是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所以知识分子大多是熟读史书的,而且一般都很喜欢发思古之幽情;诗人文人尤其是如此,于是咏史诗成了吟咏的一大题材,其他文学样式也经常涉及历史人物和他们的故事。

章碣七言绝句

陶渊明也是如此,这里来略为谈谈其作品中的四份文本:《咏三良》《咏荆轲》《扇上画赞》和《读史述九章》。

《焚书抗》是唐代诗人章碣创作的一首七绝。这首诗的首句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史实作为切入点,明叙暗议,用略带夸张的手法揭示了焚书与亡国之间的矛盾。次句紧承首句,又从另一角度揭示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有利天险也不能守住基业。第三句在点题的同时,进一步对焚书一事做出了评判。最后一句以议论结尾,借刘邦、项羽二人不读书之史实抒发感慨。这首诗以史家笔法,独辟蹊径,把“焚书”与“亡国”看似不相关的事情联系到一起,层层推进,自然圆转,言辞夸张,言他人所未言,巧妙的讽刺了秦始皇焚书的荒唐行为。

作品名称

陶渊明的诗里,有三首是只要看题目就知道是典型的咏史诗:《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第一首笔者先前曾有所议论,这里只谈后两首,先谈《咏三良》。

焚书抗

中国上古有一种野蛮的风俗用活人殉葬,后来文明程度提高,不再用这个办法,但也偶有倒行逆施仍用古风的。春秋时代的秦缪公就是一个,《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史记·秦本纪》也有记载,说缪公死后“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

创作年代

现在秦始皇陵墓里的那些兵马俑,在穆公时代都是“三良”等等活人!

晚唐

“三良”即子车氏之三子后来成为诗歌里一再被歌咏的对象,内容往往是称颂这三位的品德和能力,对他们的殉葬而死表示痛惜和哀悼。建安诗人曹植、王粲、阮瑀等都就此写过咏史诗。

作品出处

在《咏三良》这一个传统的咏史题目下,陶渊明也写下了自己的一首:

《全唐诗》

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

文学体裁

诗里想象三良即子车氏之三子当初全心全意为秦伯效劳,“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简直形影不离,所以穆公死时,要他们一起走,继续在一起,“三良”也愿意同他一起去死,因为“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他们在面临殉葬的时候,没有任何迟疑。这样的立言,很容易令人想起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咏三良》诗中的句子:“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贰。临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随。”陶渊明也说君命不可违,他们都不以三良之殉葬为非。但是陶渊明又说,当确知三良将死而无可救赎时,自己也流下大量的眼泪,沾湿了衣服。加起来看,陶此诗的基调是“惜而哀之,不以为非。”

七言绝句

陶渊明此诗作于何时颇不可知,前人有一种推测,认为作于晋、宋易代之后,且有具体的影射。明朝人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说:

作者

《咏二疏》、《三良》、《荆轲》,想属一时之作,虽岁月不可考,而以诗旨揣之,大约为禅宋后。……祚移君逝,有死而报君父之恩如三良者乎?无人矣。有生而报君父之仇如荆轲者乎?又无人矣。以吊古之怀,并作伤今之泪……

章碣

清朝人陶澍在集注本《靖节先生集》卷四中说:

作品原文

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渊明云:“厚恩固难忘……投义志攸希。”此悼张祎之不忍进毒,而自饮先死也。

焚书坑1

陶澍沿着黄文焕的思路向前更走了一步,认为陶渊明的痛惜“三良”指向哀悼晋宋易代之际的张祎。其说颇有影响。按东晋末代皇帝恭帝司马德文很痛快地向刘裕交出了皇帝的大印,刘裕安排他当零陵王,其办法很像是东汉末代皇帝刘协下台后被安排为山阳公;但司马德文的命运差多了,刘裕派张祎去进毒酒,张祎不干,自饮毒酒而死,于是另派士兵进入零陵王住处进毒酒,王不肯饮,遂掩杀之。

竹帛烟销帝业虚2,关河空锁祖龙居3。

三良的情形同张祎相去极远,毫不相干,无从影射。陶渊明对刘裕那种斩尽杀绝毫无意义的残酷举措虽然不满,但他并没有忠于东晋王朝的意思。陶渊明的《咏三良》未必作于晋宋易代之后,更未必指向当下的政治事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两点。“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这话也显得绝对化,事实是泛作史论者时时有之,当然借咏史以咏怀者亦颇多见,但其怀如何,也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绝对不宜径往政治大事上拉去并妄加议论。

坑灰未冷山东乱4,刘项原来不读书5。[1]

袁行霈先生说:“陶渊明此诗不过模拟旧题,未必影射现实。张祎之死,与三良殊不类,亦难比附也。”“三良受重恩于秦穆公,君臣相合,求仕者至此盖无憾矣。而厚恩难忘,君命难违,一旦君王长逝,遂以身殉之。言外之意,反不如不乘通津,不恐功微,明哲以保身也。”这样来揣度此诗的深意,高于旧说多多矣。

注释译文

诗词注释

道学大宗师朱熹是鉴赏水平很高的文学批评家,他在陶渊明的作品中特别拈出《咏荆轲》这一首来大加表彰,说“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出这样言语来。”他注意到陶渊明在主流风格以外还有着丰富的内涵,大有眼光。

焚书坑:秦始皇焚烧诗书之地,故址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的骊山上。

荆轲是历史上著名的刺客,所欲刺者又是秦王,未能得手,死于秦廷,曾经很得同情,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里把他写得英气勃勃,特别是易水送别那一段,高渐离击筑,荆轲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场景,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诗人们往往取荆轲的故事入诗,魏的阮瑀、晋的左思,都曾有所作;陶渊明的《咏荆轲》艺术上更为圆熟,知名度也更高。陶诗云:

竹帛:代指书籍。烟销:指把书籍烧光。帝业:皇帝的事业。这里指秦始皇统治天下,巩固统治地位的事业。虚:空虚。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关河:代指险固的地理形势。关:函谷关。河:黄河。空锁:白白地扼守着。祖龙居:秦始皇的故居,指咸阳。祖龙:代指秦始皇。

全诗基本上是依据史料加以敷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最后的感慨也是前人早已发表过的。咏史诗的传统写法就是如此,无非是把已经得到记载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用诗的形式再现一次,再顺便发表一点议论或感慨,大抵相当于史传末了的“论”,诗中的议论可以出新,也可以是传统的看法。

山东:崤函之东。一说指太行山之东,即为秦始皇所灭的六国旧有之地。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大约是史传传统最强的国家,历朝历代都设有专门写史的国家机构,宣付国史馆立传是极高的荣誉,而诗歌如能真实深刻地反映时事便称之为“诗史”——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史的崇高地位,而咏史诗自然即以史书所载为其依据和出发点。

刘项:刘邦和项羽,秦末两支主要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不读书:刘邦年青时是市井无赖,项羽年青时习武,两人都没读多少书。[2]

陶渊明《咏荆轲》诗的妙处在于在不长的篇幅里把荆轲刺秦王的著名故事讲得首尾完具,头头是道,形象鲜明,充满感情。这里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陶渊明处理各种题材都有极高的水平,田园生活固然是他的最爱,平淡而有味的风格固然是他的擅长,而要来一点慷慨激昂的历史叙事,亦复当行出色。此是大家风范。

诗句译文

秦始皇统一中国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刺秦王的荆轲不过是一个失败了的恐怖分子,前人也早已看出了“虽得秦王之首,于燕亦未能保终吉也”。但我们不必以此来评说陶渊明的《咏荆轲》一诗,他不过是按传统的材料和看法来写一首诗,同时抒发一通自己平时总压抑着的的豪气而已。

燃烧竹帛的青烟散尽帝业也化而为虚,函谷关和黄河白白护卫着始皇帝所居。

焚书坑内的灰烬未冷山东已发生暴乱,灭亡秦国的刘邦和项羽原本并不读书。[2][3]

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有少量介于诗、文之间的文本,他自己分别题为“赞”和“述”,前者有《扇上画赞》一篇,后者有《读史述九章》,内容都是关于历史人物的概述、赞叹和评论。

创作背景

《扇上画赞》在一份文本中点赞了九位高人: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采取丞相李斯的建议,于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烧毁图书(医药、卜筮、农作书籍除外),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活埋儒生,力图使他的帝业延续下去。作者可能到过烧毁图书的地方,耳闻目睹,有感而作。[4]

betway必威 ,三五道邈,淳风日尽。九流参差,互相推陨。形逐物迁,心无常准。是以达人,有时而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辽辽沮溺,耦耕自欣。入鸟不骇,杂兽斯群。至矣於陵,养气浩然。蔑彼结驷,甘此灌园。张生一仕,曾以事还。顾我不能,高谢人间。岧岧丙公,望崖辄归。匪矫匪吝,前路威夷。郑叟不合,垂钓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孟尝游学,天网时疏。眷言哲友,振褐偕徂。美哉周子,称疾闲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娱。翳翳衡门,洋洋泌流。曰琴曰书,顾盻有俦。饮河既足,自外皆休。缅怀千载,托契孤游。

作品鉴赏

此赞结构非常简明清晰:开头八句是一总冒,提示读者下面要赞的都是隐逸达人。中间四八三十二句分述,这里涉及荷蓧丈人、长沮、桀溺、於陵仲子、张长公、丙曼容、郑次都、薛孟尝、周阳珪等各位“达人”,这些人物来路不同,言行各异,其共同之处则在于全都高蹈隐居;而陶渊明自己是归隐于故园的,遂引此诸位以为先行的旷世知己。最后八句是全文的总结,表明自己的心同这些先贤完全相通。

文学赏析

陶渊明此文赞叹的对象似乎稍觉杂乱,这乃是受到他所看到的那柄扇子的制约,那上面画了些什么人物,他也就必须跟着去赞叹那些人物。全篇之近于“拼盘”,盖亦不得已也。

这首诗就秦末动乱的局面,对秦始皇焚书的暴虐行径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谴责。

诗的首句点出焚书坑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当年秦始皇下令搜集所有民间的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并进行销毁,诗人用“竹帛烟销”简练概括这一史实,而用“竹帛”这一文字的载体,来代指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则是故意夸大秦始皇的罪过与荒谬。紧接着,诗人用“帝业虚”三字来将秦始皇“焚书坑儒”所酿就的后果概括出来,就仿佛秦始皇焚烧书籍的飞烟袅袅升起的时候,他千辛万苦创下的秦国基业也被销毁了,本可以流芳百世的千秋伟业霎时成为虚空。“帝业虚”引出了次句对“虚”的具体描写,这里的函谷关、黄河仍在,秦始皇以为它们是可以保卫秦朝天下万世长存的天险,但是这些天险并没能守住始秦朝的宫殿,没能守住他奠定的基业,“帝业虚”得到了具体化的阐释。同时,首句和次句构成了递进的关系,前者说秦始皇焚书是为了禁锢民众的思想,使他们不能产生反抗朝廷的思想,后者则是说秦始皇把函谷关和黄河这些天险看做帝业永固的地理屏障;前者为抑的方式,后者为扬的方式。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只是秦始皇美好的愿望,他的愿望最终还是“虚”“空”了。诗人将始皇帝的两项重大举措都予以否定,说明作者认为帝业永固绝不是压抑民众的思想和凭借险要的地理优势能够做到的,进而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才能使帝业永固。其中“祖龙”一词用得很有深意,因为祖龙是始皇的意思,点明了秦始皇的野心,即希望秦朝的天下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然而事与愿违,秦朝只经过二代就灭亡了,以至于秦朝宫殿没有得到任何扩建,一直只是“祖龙居”。这里用“祖龙居”来代指秦朝帝业,形象地说明了秦朝的短命。

《读史述九章》的情形不同,陶渊明“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选择的人物类型比较复杂,只有个别的同他本人有某种相近相通之处,其他大部分人物同他本人的风格、经历相去辽远,但在历史上都非常有名,遂皆在赞述之列。

第三句将拓展开的思路转回到全诗的主题——焚书坑上,并紧跟对秦始皇焚书一事的调笑,进一步强调秦始皇采用焚书的策略试图稳固帝业的举措,实荒唐可笑。“坑灰未冷”紧承首句的“竹帛烟销”而来;焚书之烟已经飞尽,而焚书之灰还未冷却,山东农民起义就爆发了,“烟销”到“未冷”极言发生战乱之快,说明焚书对稳固帝业根本就没有一点作用。然后诗人紧跟一句反语,他说因为刘邦是市井无赖,项羽则是不好诗书的武士,他们这样的起义者根本就不读书,所以焚书的策略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句有趣的戏谑,没有说焚书无用,而是认为焚书没有发生作用的原因是起义者不读书,这看来很可笑,然而诗人正是要读者在这一笑中理解他对焚书策略的批判。末句以揶揄嘲讽的手法,紧扣焚书坑的主题,再一次确认秦始皇焚书的荒谬,也再一次否认焚书这样压抑民众思想的方式能阻止亡国命运的到来,再一次唤起读者对亡国原因的思考。

同陶渊明关系靠近的是张长公,其人的特色是当了一段时间的大夫以后就不干了,说不干就不干——“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陶渊明也是先仕后隐的,但出仕的次数较多,断断续续,反复折腾,后来他深感自己愧对张长公,所以在《扇上画赞》里说,“张生一仕,曾以事还。顾我不能,高谢人间。”

这首诗否定秦始皇焚书策略,认为这一举措对稳固帝业毫无用处,但是诗人没有提出切实的措施能帮助秦始皇稳固基业,也没有探讨秦代灭亡的真正原因,而是将这种思考留给了读者。这种方式既可以说是对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也在另一方面透露出诗人见识的不足,难以给读者一种思想上的警醒。

至于这里述及的其他人物,即伯夷、叔齐、箕子、管仲、鲍叔、程婴、杵臼、孔子七十二弟子、屈原、贾谊、韩非、鲁二儒,皆各有千秋,无从与陶渊明直接加以联系。过去有些论客往往喜欢乱加联系,随意发挥。例如伯夷、叔齐是反对武王伐纣、义不食周粟的,鲁二儒是不肯跟着叔孙通出来为朝廷制礼作乐的,于是他们就把这些同陶渊明的所谓“忠愤”联系起来,说诗人如何忠于东晋,反对刘裕篡权换代。可是请问,如此将怎样安顿解释管鲍、程杵、七十二弟子、屈贾、韩非等人呢?这些人同改朝换代毫不相干啊;就是夷齐、鲁二儒,同陶渊明的情况也是天差地远,没有相通之处。清朝人吴菘《论陶》说:“《读史述九章》,言君臣朋友之间,出处用舍之道,无限低回感激,悉以自况,非漫然咏史者。”而这里是怎样“悉以自况”的,他竟不置一词——这也难怪,因为这里实在没有办法讲出一个所以然来。

议论性的诗歌,既要剖析事理,又要显示意象,委实很不容易。这首诗采用了近乎喜剧的表现手法:揭示矛盾,使秦始皇处于自我否定的地位。这样写表面似乎很委婉,很冷静,其实反对的态度和憎恶的感情十分鲜明。这是一种“怨而不怒”的艺术表现手法。[5][6]

余论

名家点评

古代士人发思古之幽情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直接指向当下,联系自己;另一种则是就古咏古,或者发一点很大路的感慨,例如世事难料,多有兴亡等等。与此相应的,咏史诗也就有两种路径,一种正是所谓“漫然咏史”,将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著名事件用诗句或押韵的文句加以敷衍,咏叹一番;另一种则把自己摆进去发表感慨。

谢榛《四溟诗话》:咏史宜明白断案,章碣曰:“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此孰不知耶?

前者似可谓之“无我之境”,后者则是“有我之境”。

《诗薮》:“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年年点检人间事,只有春风不世情”、“世间甲子须臾事,逄著仙人莫看棋”、“虽然万里连云际,争似尧阶三尺高”、“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元来不读书”,皆仅去张打油一间,而当时以为工,后世亦亟称之,此诗所以难言。

中国最早的咏史诗——班固的《咏史》,属于“无我之境”:

《唐诗绝句类选》:近人咏《长城》诗云:“谁知削木为兵者,尽是长城里面人!”又咏《博浪沙》云::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民间铁未销?”皆从此诗翻出。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北阙,阙下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周敬曰:讽刺议论,字字可泣鬼神,纲目史断,当退三舍。周珽曰:起句便有擒王之勇。后推其心,不过以读节之儒口议心非,必尽去其书而天下无乱矣;岂知坑灰尚温而山东已乱,灭秦者又是刘、项不读书之人哉!嗟萨……乱不生于读书之辈,乃兆于焚书之时。

此诗咏叹的是汉文帝时代名医兼官吏淳于意之女淳于缇萦。淳于意以事下狱,将遭肉刑,其幼女缇萦上书救父,《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意有五女,随而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于是少女缇萦伤父之言,乃随父西。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书闻,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

吴乔《围炉诗话》:“诗豪”之名,最为误人。牧之《题乌江亭》诗,求豪反入宋调;章碣《焚书坑》亦然。

班固截取此事写诗,开后代文人以诗咏史之先河,在这首诗里他虽有感叹之词而没有把自己摆进去。此诗作年不可考,大约应当是他早年的作品。他本人后来也曾因为私撰国史而入狱,因得其弟班超伏阙上书申辩,才得以获释;他的《咏史》当作于此前,否则他恐怕不可能写下“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这样的诗句。班固这首诗正属于所谓“漫然咏史”,而非借此来发抒自身的感慨。

《载酒园诗话又编》:章氏父子诗格俱单,碣尤力弱,然《焚书坑》一作,自足名家。

朱自清先生说过,“咏史之作以古比今,左思是创始的人。”左思写过一组著名的《咏史》,其中多有抒发他自己受困于门第,不能大展其才的感慨。他的这一组咏史诗曾经被选入萧统《文选》,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从此之后,咏史诗就有了两种类型:班固似的檃括本传、就古咏古是一种;左思似的以古比今、借前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又是一种。按传统的意见,前者是正体,后者是变体;当然按实际的影响来说,后者更容易打动读者,而前者则显得比较一般化。

《碛砂唐诗》:今读此诗,如食哀家梨爽而有味。此又论史之最妙者,岂特使事为能!

陶渊明的《扇上画赞》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意思比较明显,其中甚至直接拿自己同古人相比,坦诚地以“顾我不能”来做自我批评。至于《读史述九章》,则不那么单一,这里是两种类型都有。例如此中关于张长公的一则写道——

顾嗣立《寒厅诗话》:章碣《焚书坑》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陈刚中《博浪沙》诗:“一击车中胆气豪,祖龙社稷已动摇。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民间铁未消?”同一意也,而不觉其蹈袭,可悟脱换之妙。

远哉长公,萧然何事?世路多端,皆为我异。敛辔朅来,独养其志。寝迹穷年,谁知斯意。

宋宗元《网师园唐诗笺》:如读老苏诸论(末二句下)。[7][8]

赞叹此公“敛辔”“萧然”的心态和“独养其志”的定力,充满了钦佩仰止之情,虽然没有像《扇上画赞》那样直接提到自己,但是文中把自己带进去的意思还是比较明显的。

作者简介

至于《读史述》里述及的其他各位,则大抵是檃括本传、就古咏古的意味为多,同自己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

章碣(836—905),晚唐诗人。原籍桐庐(今浙江桐庐县),后迁居钱塘(今浙江杭州市)。成通末(874),以诗著名,然累试不第。后竞流落不知所终。由于遭遇坎坷,章碣诗中富有批判锋芒。乾符四年(877),礼部侍郎高湘曲贡举,擢其所知者邵安石为进士,碣又落第,便愤而作《东都望幸》诗,借写宫怨以刺唐末科举中的徇私舞弊。诗工七律,并自创变体,为时人所效法。方干称赞其诗为:“织锦虽云用旧机,抽梭起样更新奇。”(《赠进士章碣》)《全唐诗》录其诗二十六首,编为一卷。[9]

中国历史悠久,人物众多,不可能事事皆可借古讽今,也不可能人人皆可拿来自比;所以咏史诗文的类型一定是正体、变体同时并存,各行其是,各显神通。陶渊明的《咏三良》《咏荆轲》都属于所谓正体,而《咏二疏》则近于变体。

参考资料

历史上为秦穆公殉葬的子车氏之三子与大名鼎鼎的刺客荆轲,都同诗人陶渊明的情况太不相同了,没有可比性,也没有什么相关性,于是陶渊明也就无从写出“有我之境”的咏史诗来。而汉代的二疏都是先当官后退出、隐居于民间的,他们同陶渊明大有可比性,而且他们不打算给子女留下什么遗产的旷达胸怀更深合于陶渊明的思想,所以陶渊明的的《咏二疏》便很容易成为“有我之境”的咏史诗。

[1]  彭定求 等.全唐诗(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682

在陶渊明研究中有一个很常见的老问题,就是把陶渊明那些涉及历史而原属“无我之境”的文本误当做“有我之境”,并就此大谈陶渊明的种种隐秘思想,反反复复地将他拔高。例如“三良”是为主公殉葬的,荆轲是为主公去充当刺客而死的,于是黄文焕就解释说,这是陶渊明感叹在晋、宋易代以后既没有“死而报君父之恩如三良者”,也没有“生而报君父之仇如荆轲者”。可是请问,如果陶渊明真是这个意思,他将如何安顿自己?只是当一个旁观者吗?至于陶澍,则走得更远,他指出,《咏三良》诗中的“厚恩固难忘”“投义志攸希”等句是影射那个不肯执行刘裕命令的张祎,他宁可自杀而拒绝去下毒。为了给自己的意见寻找理论根据,陶澍甚至说:“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这样的提法显然并不符合文学史的基本事实,从班固以来,“漫然咏史”“泛作史论”的咏史诗大量存在,怎么可以断言“古人咏史,皆是咏怀”?古人咏史之作中固然确有借以自咏其怀之作,但远非完全如此啊。

[2]  潘百齐 赵龙祥.唐诗精华365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1099

[3]  张国举.唐诗精华注译评.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824-825

[4]  张志兴.绝句精选.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167

[5]  谢真元.一生必读唐诗三百首 汉英对照.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6:460-461

[6]  朱世英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1315-1316

[7]  李滨.唐诗宝鉴 鉴古察今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184

[8]  焚书坑(唐·章碣).搜韵网 [引用日期2015-10-06]

[9]  刘策 边勇.走进唐诗.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7: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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