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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教育报,五四时期的社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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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学联成立

2016年06月07日 16:35来源:我爱历史网阅读量:19 分享到:

1919年6月16日,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河南等地的数十名学联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学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

点击查看:历史上的今天6月15日

5月9日,上海学生一致罢课后,各校代表集会复旦大学,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复旦学生何葆仁被推为上海学联会长。

学联发表宣言,申明要“联合全国青年学生之能力,唤起国民之爱国心,用切实方法,挽救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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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社团组织: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到新民学会

论剑历史网 - www.lishiweb.com/2017-11-02/ 分类:中国历史/阅读: 五四运动催生了不少学生社团组织,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北京工读互助团、全国学联成立到武昌学生团、武汉学生联合会、觉悟社以及新潮社、新民学会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这些社团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发展都有着或大或小的作用和贡献,非常值得后人深入了 ... 五四运动催生了不少学生社团组织,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北京工读互助团、全国学联成立到武昌学生团、武汉学生联合会、觉悟社以及新潮社、新民学会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这些社团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发展都有着或大或小的作用和贡献,非常值得后人深入了解和研究。betway必威 2 “五四” 爱国运动的先声——《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的成立 1918年“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的成立与活动,是留日学生反帝爱国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当时中国人民掀起的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留日学生救国团”乃是“五四”运动的先声。留日学生反帝爱国斗争早在一战时期已经开始。1914年日本借对德宣战之机出兵占领我国山东,1915年1月又提出以灭亡中国为目标的“二十一条”。急于称帝、为此需要得到日本支持的袁世凯不惜卖国求荣,竟于1915年5月9日几乎全部接受了日方的无理要求。袁世凯的卖国行径激起留日学生的极大愤慨,他们召开留日学生总会会议,推举当时在日留学的李大钊起草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袁世凯订立卖国条约;5、6月间,又派留学生代表团回国,集会演讲,号召国内各阶层民众行动起来。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压力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放弃帝制,不久忧惧而死,“二十一条”也因此搁置。 北京工读互助团 1919年3月,北京工读互助团正式成立。该团由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王光祈等17人联合发起并募集经费。目的是组织工读互助团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该团规定:第一,团员须每天工作4小时。第二,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团员所需的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唯书籍为团体公用。第三,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北京工读团成立后分为4组。第一组设在北京大学附近;第二组设在北京专门工业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附近;第三组设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近;团员全是妇女,称“女子工读互助团”;第四组设在景山东松公府夹道8号。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后,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广州和扬州等地也开始成立各种名称的工读互助团。 全国学联成立 1919年6月16日,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河南等地的数十名学联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学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 5月9日,上海学生一致罢课后,各校代表集会复旦大学,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复旦学生何葆仁被推为上海学联会长。学联发表宣言,申明要“联合全国青年学生之能力,唤起国民之爱国心,用切实方法,挽救危亡。”与此同时,京、津、汉、宁、杭等大中城市的学生也先后成立了地方学联。北京学联5月6日成立,黄日葵、许德珩南下串联,两人经津、济、汉、浔、宁,于27日到达上海。 6月1日,沪、京、津、宁等地及留日的学生代表共18人,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召开全国学联筹备会,决定致电各地学联,于两星期内各派代表2名来沪,共同商订学联章程,并成立“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及其早期活动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全国早期建立的几个青年团组织之一。在中国革命的早期阶段,北京成了北方革命的中心。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亲自领导下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但成立时间早,而且人数多,活动频繁,影响范围广,对于推动当时的北方革命乃至全国的革命运动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早期北京青年团的主要活动:密切与少共国际关系。加强组织机构建设。深入工人群众。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向各地输送革命骨干。 到团的一大前夕,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成为对北方革命颇有影响的青年团组织。他的活动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是“五四”以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继续。 天津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了广大青年的觉醒,也促进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20年8月,上海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各地团组织也相继成立。同年11月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参加了这个小组。10月底或11月初,在李大钊领导下,张太雷创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不久官立中学学生于方舟,也建立了一个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张太雷创建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址在今建国道九十一号。该团宗旨是“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实现其宗旨的方法是:“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并对工人进行教育工作;调查工人的状况;散发文献书籍;基础的宣传鼓动;组织讨论;出版文献读物;邀请名人讲演;组织研究社会;协助组织罢工。”团的宗旨决定了该团的成份,参加团的主要是青年学生和各类工人,凡经两名团员介绍均可加入。团员如果作出危害其他团员的行动,或有不道德的行为,为严肃团纪,可以开除。他们还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不久,经酝酿研究,于1921年1月4日,在天津公开出版了一份八开的以工人为对象、指导工人运动的报纸——《来报》。后来这个团组织迁出租界到中国地,由天津教育界爱国人士马千里帮助起草了呈文,用《津报》的名义重新出版,继续战斗。到1925年夏天,随着五卅运动的爆发,党领导天津人民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帝革命高潮,广大团员、青年在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充分发挥了革命先锋作用。 (载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4年编印) betway必威 ,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 上海学生联合会创建于民国8年“五四”运动期间,创建后便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包括上海各高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会和学生。到1990年,团体会员有全市54所高校、946所中等学校的学生会,会员共计约60万人。市学联下设研究生、大学生、中专生、中学生和留学生5个工作委员会。 民国8年北京学生“五四”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上海后,5月6日,复旦学生举行集会,决定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当晚,由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大同学院、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省立第二师范、南洋商业专门学校、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南洋路矿学校、省立第一商校、神州医药学校、中国体操学校、留日学生救国团、寰球中国学生会、澄衷中学、浦东中学、南洋中学等33个学校及学生团体,以上海全体学生名义向北京政府通电抗议。这些学校和团体成为后来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发起者和主要成员。 上海学联成立后,积极领导上海学生展开活动。5月19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各校派代表分赴外埠,联络全国学界。罢课后除演讲、散发传单、调查日货、组织义勇团外,还须每日自修3——4小时。26日上午,中等以上52个学校的2.5万余名学生在公共体育场举行集会,宣布总罢课。并致函商界,希望联络全国商界一同行动(联合会会址寰球中国学生会静安寺路51号被公共租界工部局于6月10日封闭)。 武昌学生团、武汉学生联合会 1919年5月9日,为响应和支持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学生爱国运动,武昌各大中学校学生在中华大学集会,决定以武昌学生团的名义,向北京学生致电声援。12日,武汉学生团成立。17日,在武昌中华大学召开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中华大学。6月16日全国学联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林育南代表武汉学联宣读关于学联组织的意见书,得到大会一致赞成,使武汉学联为全国学生界所关注。 1923年1月30日晚,武汉学联代表同武汉地区30多个工团、新闻界代表160多人在林育南、陈潭秋、施洋、李求实、李汉俊、林育英、许白昊等带领下,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武汉学生向总工会赠送了礼物,武昌商专学生向总工会赠送了一条写有“大辂椎轮”的红绫;武昌高师4名学生买来红绫,请施洋写上“大地赤化”几个字。2月4日总同盟罢工开始后,武汉地区各大、中学校纷纷组织学生慰问队到江岸车站慰问声援。2月6日,武汉18个工会和武汉学联约1.5万人,在汉口江岸举行万人慰问大会,武汉学联发表了演说。“二七”惨案发生后,武汉学联向全国发出通电。何恐、刘愚真、张绍康3名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武汉学联代表名义,联名向全国发出呼吁。 觉悟社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天津男女学生的组织是分开的,随着斗争的深入,学生运动中的骨干迫切感到需要打破男女界限,建立统一的组织。于是,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诞生了。当时社员有21人,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谌志笃等。这个组织比较严密,发展新社员必须有三名以上社员介绍,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社团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对外废除姓名,用抓阄办法决定每人的代号,如周恩来抓到五号,代号就是“伍豪”;邓颖超抓到一号,代号就是“逸豪”。1920年1月该社创刊《觉悟》,只出了一期。其中的《觉悟的宣言》等,是由周恩来撰写的。不久,周恩来、郭隆真等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觉悟社便转入了地下。 新潮社 新潮社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团,主要发起人是傅斯年、罗家伦。该社于1918年1月19日开始成立,1919年元旦创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学会。成立时会员21人,1919年底发展到37人。《新潮》创刊后,协助《新青年》大力宣传“伦理革命”,反对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它宣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新潮》第一卷在一年内曾重印3次,可见其当时的影响是不小的。但是这个刊物也存在着严重的改良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对民族文化遗产完全采取虚无主义态度。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傅斯年、罗家伦等跟着胡适进一步向右转。“五四”后不久,傅、罗先后出国留学,新潮社便渐渐地销声匿迹了。 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较早的一个社团,其成员虽然都是湖南青年,但影响远远超出了湖南省界。1918年4月14日成立时,基本会员有21人,1920年底发展到70余人。

孙中山先生一生重视教育,他认为人才培养对实现救国救民大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他早在创办“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之前,就对复旦大学倾注了极大的关怀。1911年秋,在辛亥革命中,因光复军司令部占用了位于吴淞的复旦校园,学校被迫迁至无锡办学。后因政局更迭,经费无着,师生流离,学校一度散架。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复旦同学纷纷找到出任临时政府交通部代部长的校友于右任,要求他做工作,尽快在上海复校。1912年初,于右任与邵力子等面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递交了一份请拨徐家汇李公祠为复旦校舍的呈条。中山先生在临时政府经费紧缺、四处举借外债的情况下,不仅批准了徐家汇李公祠堂为校舍,还拨出一万银元,作为复校经费,挽救了复旦面临的一次严重危机。这一年,复旦成立了历史上第一届校董会,中山先生被邀为校董。这是孙中山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唯一一次出任一所私立学校的校董。有着反帝爱国传统的复旦师生,没有辜负中山先生的厚望,他们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站在上海斗争的最前列。1919年5月6日清晨,当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复旦,全校沸腾,校学生自治会立即通电全国,声援营救被镇压的北京学生。复旦还发起成立了全市学生联合会,带领八十多所学校的师生示威游行,声援北京五四运动,一时成为五四运动在上海的指挥部与大本营。5月26日,中山先生派代表约见了市学联会长复旦学生何葆仁,转达了中山先生的意见:你们这种爱国行动很好,要唤起民众,与各界联合起来。得知学生们进入租界游行受阻,中山先生以自己的名望,请了一批英法等国的律师,作为学生行动的后盾。当时,上海还未收回领事裁判权,工部局禁止学生进入租界游行,巡捕房抓了人,中国的律师无权上法庭辩护。有了中山先生的支持,学生们有了法律支持,终于冲破禁区,进入租界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斗争。6月2日,中山先生在寓所接见了何葆仁和朱承洵(复旦学生、市学联总干事长),热情赞扬了上海学生反帝爱国、团结斗争的精神。这年10月,中山先生应复旦校长李登辉之邀,为师生作了题为《救国之急务》的演讲,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于至短之时间,收绝大之巨效,足见结合者强也”。演讲结束之后,朱承洵代表市学联去中山先生寓所答谢先生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先生兴冲冲拿出笔墨,在长约四尺、宽约九寸的宣纸上,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并语重心长地对朱承洵说:“天下为公,是要天下鼎鼎大公。实现了天下为公,就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了。这就送给你了。”1922年2月,正式由徐家汇李公祠搬迁至江湾新校址,结束了建校17年没有固定校舍的困境,复旦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23年2月从广州回沪的中山先生,应复旦同学之邀,欣然在《复旦年刊》上题了“努力前程”四个字,这既是先生对复旦学子的殷切希望,又是对复旦事业发达的热忱肯定。

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首先题予复旦大学的学生,而且是由宋庆龄女士亲自研墨,这是记者从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获悉的。目前该原件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收藏于绍兴文物馆。   复旦校史研究室主任龚向群告诉记者,民国成立之初,正值复旦经费无着,师生流离,办校最艰难的时期。复旦师生都为复校的经费问题上下奔走。1912年,出任临时政府交通部代部长的复旦校友于右任与复旦教师邵力子等一起面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时,递交了一份请拨徐家汇李公祠为复旦校舍的呈条。中山先生感悟人才培养对实现救国救民大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临时政府经费紧缺的情况下拨出一万银元,作为复校经费,挽救了复旦面临的一次严重危机。 是年,复旦成立了历史上第一届校董会,孙中山先生成为了复旦历史上第一任校董。这是孙中山以革命领袖的身份,惟一一次出任一所私立学校的校董。这在中国高校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为罢课大学生请律师 据复旦校史研究室考证,认为“五四爱国运动发刃于北平,影响在上海,龙头在复旦”。1919年5月6日,当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复旦时,是复旦学生在敲响了上海的第一“钟”,即刻发起成立了全市学生联合会,带领80多所学校的师生示威游行,声援北京五四运动,一时成为五四运动在上海的指挥部与大本营。 当时,上海还未收回领事裁判权,工部局禁止学生进入租界游行,巡捕房抓了人,中国的律师无权上法庭辩护。孙中山先生在得知学生们进入租界游行受阻后,以自己的名望,请了一批英法等国的律师,作为学生行动的后盾。没有了“后顾之忧”,学生们如虎添翼,终于冲破禁区,进入租界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斗争。 夫人研墨先生题词 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先生热情赞扬了上海学生反帝爱国、团结斗争的精神,并评价五四运动“于至短之时间,收绝大之巨效,足见结合者强也”。 事后,复旦学生、市学联总干事长朱仲华代表市学联去中山先生寓所答谢先生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当时孙中山与宋庆龄正在书房读书。见到朱仲华到来,他兴冲冲拿出笔墨,由宋庆龄亲自研墨,在长约四尺、宽约九寸的宣纸上,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并语重心长地对朱仲华说:“天下为公,是要天下鼎鼎大公。实现了天下为公,就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了———这就送给你了。” 龚向群主任告诉记者,天下为公是孙中山的主要思想之一,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题书“天下为公”四字送人。曾有说法,认为孙中山首幅题写该四字是在1921年时题予新加坡的一家华文日报。但是事实上,孙中山早在1919年就为复旦学生题书“天下为公”了,考虑到当时正值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思考著作的时期,又在五四运动的大背景下,因此,应该是真正的“天下为公”首幅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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