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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区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先周文化探索

浏览次数:104 时间:2019-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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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族是与夏、商等族一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古族,关于周族的起源与灭商以前的周人社会是中国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据《史记·周本记》等文献记载,先公、先王时期的周人都邑有邰、豳、周、丰、镐等地,关于其地望,清代以前注家的解释均认为不出今日的泾谓流域,今人也多有持此说者,即传统说。三十年代初,著名学者钱穆提出周人起源于晋南说,后经一些学者论证发挥,其影响日增,现在一些重要的历史专著也采用其说。但是,由于有关的论据多以本需论证的文献为依据,其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也就不言而喻了。而以文献为线索对周族起源及其社会进行考古学研究自然提上了日程。 1933年,前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对陕西关中地区的多处遗址作了调查,并于1933~37年间先后三次发掘了宝鸡斗鸡台遗址。此次工作的目的,主要为“周秦初期文化的研究”。后来发表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中,苏秉琦先生将“瓦鬲墓”分为三期,认为中期的下限在“殷周之际”,此期鬲“已发展成为颇近周式铜鬲的形态”。1943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文献记载的周人都邑如邰、豳、周、丰、镐等地作了调查,并采集到一些包括仰韶文化、客省庄文化和西周时期的文化遗物。 五十至七十年代,在陕西关中地区调查发现了一批遗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五十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长安县沣河两岸调查,并发掘了沣西的客省庄、张家坡遗址,发现了周文化遗存和比其更早的客省庄文化遗存;六十年代,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调查了周原遗址,发掘了岐山凤雏宫殿基址,发现甲骨一万七千余片,同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岐山贺家村周人墓地。随着这些重要发现及关中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不断完善,夏鼐先生认为西周文化可能源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徐锡台先生根据当时判定的早周文化的特征,进一步论证认为“早周文化”可能是“在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齐家文化的一些因素发展起来的”,邹衡先生通过对斗鸡台“瓦鬲墓”及五十年代以来有关资料的综合研究,认为先周文化是由多种因素融合形成的,提出先周文化起源于以晋中地区为中心的光社文化说,并将宝鸡姬家店、晁峪一类遗存归于姜炎文化。 八十年代以来,新的材料不断涌现,特别是武功郑家坡、扶风刘家和壹家堡、长武碾子坡等商代遗址的发掘,更使先周文化的讨论日趋热烈,各种观点纷出,主要可综括为两种:一种认为以郑家坡、刘家遗存分别为代表的两支文化是活跃于关中本土及邻近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前者为先周文化,后者属姜戎文化,并认为斗鸡台墓地中出分裆袋足鬲的墓葬也属姜戎文化。另一种观点认为刘家、碾子坡一类遗存属于先周文化,郑家坡遗址大多数遗存属于西周早期文化。持两种观点的研究者各自根据所判定的先周文化的特征,对先周文化的渊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随着关中地区商文化遗存的发现,很多研究者对关中商文化的特点及其与郑家坡文化、刘家文化的关系作了探讨。 1992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发掘了武功县岸底、麟游县蔡家河和园子坪遗址,大大丰富了对郑家坡、碾子坡两类遗存的认识,结合以往的发现和研究,将进一步深化对先周文化及相关课题的研究。 总体来看,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很多重要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推进了先周文化及其与周邻考古学文化关系的研究,使先周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目前关于先周文化的内涵及其渊源等问题的探讨中,学界仍然存在很大分歧,有关问题远未得到解决。 先周文化是武王灭商以前以周族为主体的周人创造的文化,作为考古学文化,它必有一组代表其文化基本面貌的器物群,而且应与已知的西周文化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这已成为共识。这里还需强调的是,任何一个考古学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中虽不同程度地受其他文化和文化类型的影响,但构成这个考古学文化的诸因素中必有一类稳定的、处于主导地位的、而且决定其发展方向的因素。先周文化也不例外。因此,先周文化的探索应以已知的西周文化为基点,去寻找西周以前周人的考古学文化。也就是说,我们所找的先周文化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时代下限西周文化相接。第二,该文化中不仅有一类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因素,而且应与西周文化存在必然、有机的联系。第三,文化分布与发展演进应与古代文献记载的周人的活动地域与迁徙基本相合。这应成为探索先周文化的基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来探讨有关先周文化的几个问题。一、商代关中及邻近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的划分 关中地区为西周王朝的创始之地和中心地区,古代文献记载的周先公、先王的很多活动都与该区有关,特别是许多公认的偏晚时期先周文化遗存的发现,无不证明该区为探讨先周文化的关键区域。因此,理清这一地区商乃至于夏代的考古学文化及其相互关系成为探讨先周文化的重要环节。前已提及,这一地区已发现的商代遗存已不少,今结合扶风壹家堡、武功岸底遗址分析,很多地点遗存的时代要比公认的偏晚时期的先周文化遗存的上限早得多,其中部分地点遗存的文化面貌与公认的偏晚时期的先周文化遗存一致,由此证明我们要找的更早时期的先周文化遗存应包括在其中。准此,以壹家堡、岸底遗存的分析为基础,依据划分考古学文化的基本原则,可将关中及邻近地区除商文化以外的同时期其他遗存分为以郑家坡、刘家遗址分别为代表的两类考古学文化。至于商文化,现已公认其中不包括先周文化,本文也就不作重点分析。下面先对以郑家坡、刘家分别为代表的两类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析,在理清商代关中及邻近地区诸考古学文化关系的基础上,再来探讨那一类考古学文化应该是先周文化。 1. 以郑家坡遗址为代表的郑家坡文化 郑家坡与黄家河遗址 郑家坡遗址位于武功县境漆水河下游左岸,北距岸底遗址15公里。1981年以来经数次发掘,其中1981~1983年的资料发表了简报。简报将其中文化遗存分为三期,认为时代从二里头晚期至文王作丰之时。迄今,很多研究者对其时代、文化性质等发表了不同看法,但综括起来可分先周说和西周说两种。 通过岸底与郑家坡两地遗存的比较,我们认为,郑家坡遗存绝大多数单位的时代早于西周是肯定的,但其早期单位的上限并没有简报所说的那么早。其中最早的单位H2所出饰花边的中领联裆鬲为斜方唇,领斜直;斜腹盆为短卷沿,唇部附加泥条较厚,唇外饰一道浅凹槽;器体纹饰以麦粒状绳纹(即简报所称的“粗疏散乱的绳纹”)为主,几何形印纹常见方格纹,不见后来常见的方格乳丁纹等纹饰,这些特征正与岸底一段的器物特征相同,两者时代也应相当,即前者的绝对年代也相当于殷墟二期偏早阶段,其上限或略早一些。 郑家坡H9所出斜腹盆的沿卷而较短,方圆唇,中腹饰弦纹方格纹,下腹饰麦粒状绳纹;折肩罐为高体,领较长,领外有宽而浅的凹槽,这与岸底二段的器物形制最为相似,两者时代应相当。郑家坡窑场灰坑所出联裆鬲形体呈长方体,沿较长,斜方唇,上腹微鼓;斜腹盆为卷沿,唇较扁,这也与岸底二段的器物形制相似;惟前者中一件折肩罐为瘦高体,圆唇,口内凹槽明显,肩部也较高,其形制又近于岸底一段的同类器物。总体来看,此灰坑的时代与岸底二段相同或略早。 郑家坡H12所出饰花边的联裆鬲的折沿较平,腹不鼓,此型鬲仅见于岸底一至三段,此后不见。相比之下,此型鬲与岸底三段的同型鬲最为相似,而与前两段者区别较大,这说明前者H12的时代相当于岸底三段。另外,属于郑家坡遗址的尚家坡H4③层所出高领联裆鬲与岸底三段的同类鬲最为相似,说明两者时代也应同时。 正如图一所示,郑家坡中、晚期其他一些单位也分别能够与岸底四至七段对应起来。根据后者各段的特征,将其也可合并为四期。 黄家河遗址位于武功县境漆水河下游右岸,1982~1983年发掘(29〕。简报认为除居址中的H3、H5属于先周晚期遗存、个别墓葬早到先周末年外,其他遗存的时代在西周早、中期。 通过比较发现,黄家河遗存原划入西周的一些单位也早于西周,并可分为两段: 第一段:有H3、H5、M2等单位。本段联裆鬲的口沿斜立,且外鼓,斜方唇,腹最大径偏下;折肩罐的折沿斜立,尖圆唇,低肩。器体绳纹为索状绳纹,方格纹的方格多较大。这与岸底四期六段的特征相同,亦即相当于殷墟四期偏早阶段。 第二段:单位有H6、H7、M3、M15、M31、M36、M45等。本段联裆鬲的口沿斜直或微卷,且较平,多为斜方唇;折肩罐为卷沿,沿近平,低肩。绳纹为索状绳纹,几何形印纹有重菱乳丁纹。本段器物的特征与岸底四期七段者非常相似,前者时代也应相当于殷墟四期偏晚阶段。 从文化内涵看,郑家坡、黄家河与岸底三地商代遗存的主要特征相同,如岸底遗存包括七类文化因素,以联裆鬲为核心的第一类是其主要因素,其他六类因素是受其他文化影响形成的因素,均处于次要地位。前二者的陶器以联裆鬲、联裆甗、A、B型盆、豆、?、折肩罐为主,这些器物正是岸底遗存中第一类因素的主要器物。三者的同类器物的型大多相同,各自的演变轨迹一致,仅个别器物的型稍有区别。就遗迹来看,前两者居址中的房址、陶窑、灰坑的特征分别与岸底遗址所出者相同;前两者的墓葬以土坑竖穴墓为主,随葬陶器都以联裆鬲、折肩罐最为常见,每墓或仅鬲一种,或以鬲、罐为基本组合,其他随葬品很少见,由此证明三者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 迄今,与这三地内涵相同的遗存多有发现,今将此类遗存暂称为“郑家坡类遗存”。郑家坡类遗存主要分布于关中东部和西部偏东,向西不过周原一线。从发现看,这类遗址在漆水河两岸地区分布最为密集,而且时代上限早,延续时间长。岸底遗址的发掘表明,这类遗存中有一组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因素,这组因素所代表的器物群不见或少见于其他考古学文化。由此证明,岸底遗存的这组文化因素应是源于当地的、为郑家坡类遗存固有的文化因素。 斗鸡台与西村墓地 斗鸡台墓地位于关中平原最西端的宝鸡附近,其中商代墓葬可分两期: 第一期:包括N5、N7等,为土坑竖穴墓,随葬陶器组合为鬲、罐。其中鬲为分裆袋足鬲,裆较矮,圆锥形足,罐为折肩罐,口沿斜立,窄方唇,低肩。本期时代相当于殷墟四期偏早,墓葬性质不属于郑家坡文化,这将在下文分析。 第二期:包括除N5、D2以外的“瓦鬲墓初期”其他六座墓、“瓦鬲墓中一期”的B3、C1、D3、E3、E4、E6、E7、N1、N9等。均为土坑竖穴墓,随葬陶器以鬲、罐为基本组合。鬲有联裆鬲、分裆袋足鬲两类,罐为折肩罐和圆肩罐。本期分裆袋足鬲的裆变低,足跟外撇;联裆鬲的沿斜而近卷,方唇或圆唇,中腹较鼓;折肩罐为卷沿或口沿直立,圆肩罐的口沿近卷,出现颈部,低肩,有的罐腹饰重菱乳丁纹。本期特征与岸底四期七段相同,时代应相当于殷墟四期偏晚阶段,下限或晚至西周初年。本期以随葬联裆鬲的墓为主,而且在随葬分裆袋足鬲的墓中同出有郑家坡文化因素的尖圆唇折肩罐和圆肩罐,其性质应属郑家坡文化。 西村墓地位于凤翔县城南6公里,1978至1980年发掘。简报将其中210座墓葬分为四期,认为一、二期分属于先周文化中、晚期,三、四期分别相当于西周文化早、中期。 西村墓地中墓葬很多,大多为小型墓,个别墓形制较大。墓葬分布也很密集,但相互间无打破关系。西村墓葬与岸底遗存间有很多可比因素,参照后者的分期,我们认为,其中10座随葬分裆袋足鬲的墓、简报发表有线图的墓中有18座随葬联裆鬲、折肩罐、圆肩罐、?、壶等陶器和鼎、?、三角援戈等铜器的墓葬早于西周,并可分为两期: 第一期:有79M44和80M25两座。均为土坑竖穴墓,两墓随葬陶器组合分别为分裆袋足鬲、盆、折肩罐与联裆鬲、折肩罐。其中分裆袋足鬲的领斜直,裆部较高,圆锥足微内收,折肩罐的沿极短,圆唇,或斜折沿较长,尖圆唇,低肩,这与岸底四期六段的同类器物特征相同或相似,前者的时代应相当于殷墟四期偏早阶段。 第二期:有79M5、M9、M35、M41、M42、M62、M69、M71、80M9、M22、M64、M80、M87、M101、M103、M134、M141、M148、M149等。均为土坑竖穴墓,随葬陶器或仅一鬲,或以鬲、罐为基本组合,少数墓以鬲、?、罐或鬲、?、壶为组合。本期短沿联裆鬲的口沿斜侈或微卷,多为斜方唇,腹最大径偏下,裆较低;高领鬲的领微卷,短沿近折,圆唇,低裆,矮足跟,体饰横绳纹,其要晚于岸底三期五段的同类鬲;分裆袋足鬲的领较长,上部多饰斜绳纹,颈部饰宽抹划纹,裆较低,圆锥足外撇;折肩罐为矮体,卷沿近平,尖圆唇,低肩;圆肩罐的领近卷,短沿近折,低肩,肩部多饰双弦纹。本期器物的这些特点与岸底四期七段同类器物的特征相同,时代应相当于殷墟四期偏晚阶段,下限或可晚至西周初年。 从表一、表二可知,与斗鸡台二期、西村一、二期内涵一致的遗存地点也多有发现,今将此类遗存暂称为“斗鸡台类遗存”。斗鸡台类遗存主要分布于关中西部的周原以西地区和关中西部以北、泾河以西山区,向北分布到甘肃庆阳一带。从时代看,这类遗存的时代普遍比郑家坡类遗存晚得多,大多相当于殷墟四期。 将斗鸡台类遗存与郑家坡类遗存比较,两者包含的各类文化因素及其比例大同小异,如都以岸底第一类因素的器物为主,其他文化因素处于次要地位;两者墓葬的形制、随葬陶器的组合等也多相同,说明两者的文化性质也相同。但是,斗鸡台类遗存中同于岸底第二、五等类因素的器物如分裆袋足鬲、分裆甗、方唇折肩罐等器物所占比例远比郑家坡类遗存多。如斗鸡台二期的十五座墓葬中,随葬分裆袋足鬲的墓葬六座,占二期墓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而且在其他墓中还出有类于岸底第二、五类因素的折肩罐。可见两者的文化内涵也有一定差异,两者不宜简单合并,而应在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原则下再区分开来。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将这两类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可称为“郑家坡文化”,郑家坡文化的这两类遗存间大同之中的小异、两者地域的不同,说明两者均为该文化的两个类型,即郑家坡类型和斗鸡台类型。 据目前的发现,郑家坡文化的上限早到殷墟二期或略早,但扶风壹家堡遗址相当于殷墟一期的商文化遗存中典型的郑家坡文化因素如高领联裆鬲和形体瘦高、圆唇、高肩的折肩罐的存在,确证该文化在殷墟一期早已存在,而形成的时间应更早。 2. 以刘家墓葬为代表的刘家文化 刘家墓地? 刘家墓地位于扶风县北15公里,1981年发掘。简报将其中二十座“姜戎墓”分为六期,认为时代上限早到二里头文化晚期,下限晚到周武王之时。 刘家墓葬的特征鲜明,该地又位于文献记载的周先公 父所作的都邑--周邑范围内,因而成为研究关中本土文化特别是先周文化的重点对象。迄今,关于刘家墓葬的文化性质仍存在很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刘家墓葬与郑家坡遗址同属于周文化或文化系统,或以为同属于先周文化,两者的不同,仅仅是墓葬随葬品与居址生活用器的不同,或以为刘家墓葬属于先周文化,郑家坡绝大对数遗存属于西周早期文化。一种观点认为刘家墓葬与郑家坡遗址不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前者应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即刘家文化。第三种观点认为刘家墓葬M49属于寺洼文化范畴,其他墓葬属于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可称为“刘家遗存”(40〕。 总体来看,刘家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等表现出浓厚而独特的葬俗特点,同时,这种特点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因此,刘家墓葬文化性质的判定,应在对其分期的基础上作具体分析。 据我们分析,刘家墓葬可分三期四段,其中一、三期各一段,时代分别相当于殷墟二期偏晚和殷墟四期偏晚;二期包括两段,时代相当于殷墟三期。 刘家一、二期的特征相同,墓葬形制为带竖穴墓道的偏洞室墓,随葬品基本为陶器,器物组合、数量不定,器类有鬲、罐两大类,其中鬲全为分裆袋足鬲,罐有单、双颈耳罐、腹耳罐、折肩罐等,正是这两期墓葬表现出有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墓葬的独特特点,因而应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故可称为“刘家文化”。 刘家三期墓葬应与斗鸡台、岐山贺家等地同时期墓葬一样,以随葬联裆鬲的土坑竖穴墓为主,随葬分裆袋足鬲的墓占一定比例,故其文化性质应属于郑家坡文化斗鸡台类型。 石咀头––––纸坊头类遗存 石咀头––––纸坊头类遗存指发现于宝鸡及附近地区的商代遗存。这类遗存发现地点很多,但经正式发掘见诸报道的只有宝鸡斗鸡台、纸坊头遗址。其他地点发现遗物也很多,其中包括器体完整的陶器,可能多系墓葬中出土。这类遗存起初被看作辛店文化遗存,现在一种观点认为属于刘家文化,另一种观点认为属于先周文化,或称之为“石咀头·晁峪类型”,并认为早于先周文化的另一个类型--以刘家墓葬为代表的类型。 石咀头--纸坊头类遗存最常见的还是陶器,其中的一些主要器类也见于岸底遗址,而且时代特征明确,因而对其可以作进一步分析。我们认为,这类遗存并不全早于刘家墓葬,而且可分为时代前后相接、特征有别的两组: 第一组:以宝鸡石咀头遗址为代表,可称为石咀头组,遗址均未经发掘。这类遗存分布于宝鸡及周邻地区,以宝鸡一带分布最为密集,东到眉县,北达平凉,向西分布到甘肃天水、庄浪一带。石咀头组陶器的火候低,陶质疏松,陶色多不纯正,以橙黄色为地,砖红、灰褐夹杂,各种器物的器壁普遍较薄。纹饰以绳纹为主,绳纹浅而细密,器耳部或饰“X”形和指窝状戳划纹。主要器类有分裆袋足鬲、单、双颈耳罐、腹耳罐等。分裆袋足鬲多为直领,少见斜领者,袋足横剖面呈椭圆形,高裆,足多扁柱形,少数为扁锥形。各类罐的颈、腹界限分明,鼓腹,圜底。石咀头组鬲、罐的特征多与岸底二期同类器物的特征相同,而与其他各期者差别较大,其时代应相当于岸底二期,亦即相当于刘家一期至二期偏早阶段。 第二组:以宝鸡纸坊头遗址为代表,可称为纸坊头组。这类遗存主要分布于宝鸡一带。陶器的火候高,以灰陶为主,纹饰比较粗。分裆袋足鬲的领多为斜领,直领者很少见,袋足横剖面近圆,扁锥形或圆锥形足。领上部多饰斜绳纹,裆间多饰麻点纹,单、双颈耳罐的底部变为平底,部分罐体为素面或所饰绳纹稀疏。其他器类还有下接分裆袋足鬲的甗、盆、盂、折肩罐等。纸坊头组器物的特征与岸底三、四期同类器物的特征相同或相似,两者时代应相当,亦即相当于刘家二期偏晚至刘家三期。 关于石咀头组、纸坊头组遗存的文化归属,其显然与刘家一、二期的文化性质相同,这已为各家所公认。即然如此,其应属于刘家文化。 碾子坡遗址 碾子坡遗址位于长武县南部泾河的支流黑河左岸,1980至1988年发掘。胡谦盈先生在《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纪略》及有关论文中认为其中商代遗存可分早、晚两期,早期相当于殷墟二期,晚期相当于殷墟三期。 根据碾子坡遗存主要器物的特征及器物组合关系,我们认为,胡先生对遗址早期上限的绝对年代的估计是基本正确的,但早期遗存并非全部早到殷墟二期。其中M670随葬的分裆袋足鬲为短斜领,鼓腹,袋足横剖面呈椭圆形,扁柱形足(图五,下同〕,其明显要晚于岸底一期一段的同类鬲,而与岸底二期二段者相似。H507所出敛口瓮为瘦高体,方唇,肩部较平,形制介于岸底一期一段与二期二段的同类器物之间。H131所出豆的盘部较浅,无沿,豆柄下部喇叭口较外撇,其也介于岸底一期一段与二期二段的同类器物之间。H143所出鬲的领比H670所出者更长,鸭嘴形足较短,腹不及后者外鼓,时代略晚于后者;该鬲的耳部饰“X”形和三角形戳划纹,这种纹饰仅见于岸底二期三段,而为其他各段所不见。综合以上分析,碾子坡早期应与岸底二期同时,即其上限不早于殷墟二期偏晚,下限晚到殷墟三期偏早。 碾子坡晚期仅发现墓葬,其中部分墓葬打破属于早期的居址,墓葬中所出陶鬲呈方体或矮体,袋足横剖面近圆,领上部饰斜绳纹,裆变低,足跟也变矮,鬲 呈鸡冠形或舌形,形制近于岸底三期和四期六段的同类鬲。因此,晚期的绝对年代在殷墟三期至四期偏早这个范围内。 关于碾子坡遗存的文化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属于先周文化,另一种观点认为属于刘家文化或其分支。 碾子坡遗存的时代早于西周文化,两者间也有一定联系,如两者在居址、墓葬等方面的特征相同或相近,前者中也出有后者常见的联裆鬲等器物,因而现在关于碾子坡类遗存“先周说”是很盛行的。但要证明此类遗存属于先周文化,首先要证明其下限是否与西周文化相接,而且关键要看两者间有无发展关系,是否属于同一文化谱系。 碾子坡类遗存的时代虽然早于西周文化,但两者在时代上并不相接,其间尚有一定缺环,而前者分布区的后继文化--郑家坡文化斗鸡台类型的时代正好介于两者之间。那么,要证明碾子坡类遗存属于先周文化,则必须证明郑家坡文化与碾子坡类遗存、西周文化属于同一文化谱系。 毫无疑问,郑家坡文化的面貌与西周文化最为相近,而与碾子坡类遗存有较大区别,因而有的观点把郑家坡绝大对数遗存归入西周早期文化,而把碾子坡遗存看作先周文化。但是,属于郑家坡文化遗存的很多地点如武功郑家坡、岸底、黄家河、扶风壹家堡、凤翔西村等地遗存中不仅出有被公认为先周时期而非西周时期的分裆袋足鬲,而且还有碾子坡类遗存常见的粗柄大盘绳纹豆、唇部无附加泥条的方唇、方圆唇的盆和折肩罐等器物,确证郑家坡文化遗存的时代早于西周早期。从文化内涵看,郑家坡文化与西周文化有着明显、有机的联系,两者的主要文化因素相同,证明属于同一文化谱系。关于这一点,本文后文还要详谈。 至于郑家坡文化与碾子坡类遗存的关系,就时代而言,据前文分析,前者已发现的遗存与殷墟商文化相始终;后者已发现的遗存相当于殷墟二期至殷墟四期偏早,又据扶风壹家堡一期商文化遗存中分裆袋足鬲的存在,证明其上限也可早到殷墟一期,由此可见两者在相当长的时期是并行存在的。关于文化性质,两类遗存是否都与周人有关暂且勿论,两者首先显然不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或文化谱系。 郑家坡文化的居址都有地穴式、半地穴式、平地起建三种,碾子坡类遗存的居址有前两种形式。两者都流行地穴式居址,这特别在后者中始终为最主要的居址形式。这种房址开口近圆或椭圆形,一边有台阶或斜坡道可通底部。不过郑家坡文化的这种房址墙壁近直或下部内收,而碾子坡类遗存者墙下部外曲,墙上多有壁龛,整个形状为深入地下的窑洞。两者的陶窑形制相同,由窑室、窑箅、火膛组成,窑箅介于窑室和火膛之间,中有箅孔通连上下。前者的墓葬主要为土坑竖穴墓,随葬陶器或仅一鬲,或以鬲、罐为基本组合。后者也流行土坑竖穴墓,随葬陶器多为鬲一种。总体来看,两者同类遗迹的特征相近或相同。但这类特征并非为两者所独有,而是关中及邻近地区时代相近的考古学文化或文化类型的普遍特点,因而不能作为判定两类遗存是否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或文化谱系的首要依据。这种关系的判定,只能以代表两者主要文化因素的一组日用陶器为首要依据〔59〕。 碾子坡类遗存的主要器类有鬲、甗、盆、豆、?、折肩罐、尊、瓮等,其中鬲主要为分裆袋足鬲,这在其居址、墓葬中都是如此;甗的上部为甑,下接分裆袋足鬲,这类炊器与郑家坡文化主要因素的炊器显然不同,而与其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岸底第二类因素的炊器相同;前者盆的口沿近折,腹较直或微鼓,上腹磨光,下腹饰索状绳纹,少见方格纹等几何形印纹,盆、折肩罐的唇部为无附加泥条的方唇或方圆唇,这也与后者中岸底第二类因素的同类器物相同,而与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第一类因素的同类器物不同;前者的豆多为粗柄、大盘,盘外或饰绳纹,豆、?的柄内多无凸棱,这也不同于后者第一类因素的同类器物。可见,作为前者主要文化因素的这些器物在后者中都处于次要地位。碾子坡类遗存中也有类于岸底第一类因素的器物,如联裆鬲、柄内带凸棱的细柄豆、唇部附加泥条的折肩罐和斜领尊、敛口瓮等,这正如后者中有少量与前者主要文化因素相同的岸底第二类因素一样,所占比例肯定不会处于主导地位。其中如联裆鬲,碾子坡遗址的《发掘纪略》也说其“数量甚少”;其他器类虽未作定量统计,其所占比例也不会多。而考古学文化性质是由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因素决定的,因此,碾子坡类遗存与郑家坡文化遗存不会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或文化谱系。至于两者各自的那些次要因素的来源,应是两个考古学文化间相互影响的产物。 事实上,碾子坡类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刘家一、二期遗存、石咀头组和纸坊头组遗存最为相似,其与刘家一、二期遗存相似的因素更多,关于这一点,有的文章已指出了。自然,碾子坡类遗存也应归于以刘家一、二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刘家文化。 据上文分析可知,刘家文化的上限可早到殷墟二期偏晚或稍早,又据扶风壹家堡一期商文化遗存中刘家文化因素如分裆袋足鬲等器类的存在,证明该文化早在殷墟一期已存在,而形成的时间还要早一些。 如果对刘家文化作进一步分析,表明以刘家一期和二期、石咀头组、纸坊头组、碾子坡遗存为代表的四类遗存间仍有一定区别,四者的分布区也不相同,说明刘家文化可以划分为以这四组遗存分别为代表的文化类型。关于四个类型的相互关系及其源流等,我们将另文分析。二、 商代关中及邻近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先周文化的推定 上面通过岸底遗存与同时期其他遗存的比较说明,在商代的关中及邻近地区,除有商文化分布外,尚存在着郑家坡文化和刘家文化。根据这一地区已发现的遗存的文化内涵与地点分布,要发现与以上三类考古学文化并行的、可作为探讨先周文化对象的新文化的可能性已被排除了。因此,先周文化的探索自然以郑家坡文化与刘家文化为对象。关于这两支文化,从前文诸遗存的比较分析看出,两者长期并行发展,并相互影响,两文化中都有来自对方的文化因素。但这两支文化及商文化在关中及邻近地区具体如何演进,在不同时期各自的地域有无变化,特别是前两支文化的发展去向是什么,这些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理清商代关中及邻近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变迁,才能最后确定哪类考古学文化是先周文化,而以上问题的解决,仍然有赖于相关遗存的分析。 1. 商代关中及邻近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变迁 首先来看关中西部的漆水河流域及其以西地区。在这一地区,文化性质比较复杂的遗址首推扶风壹家堡遗址。该遗址被分为四期,各期绝对年代分别相当于殷墟一、二、三、四期,其中第一、三、四期分别属于商文化、刘家文化、郑家坡文化。至于第二期,我们认为又可分为早、晚两期,其中早期以T11⑦层为代表,文化性质仍属商文化;晚期以H11、H25为代表,其中主要为郑家坡文化因素,文化性质应与第四期相同。类似的遗址还有岐山王家咀、贺家等遗址。 就壹家堡、王家咀、贺家等遗址所处的位置看,这一线以东的漆水河两岸地区分布着郑家坡文化,以西、以北则为刘家文化分布区。壹家堡、白家窑、王家咀、贺家等地商文化遗存的存在,说明在殷墟一期前后商文化的势力波及这一线,进入郑家坡文化与刘家文化的交界地带。到殷墟二期偏晚,这一带出现了郑家坡文化的遗址或大量因素,表明其向西影响到这一地区。在殷墟三期阶段,文化面貌独特的刘家、王家咀、贺家、壹家堡等地刘家文化遗存的出现,说明该文化向东推进到这一地区。到殷墟四期,这一带又成为郑家坡文化的分布区,而从其以西的凤翔西村等地郑家坡文化遗存的发现看,该文化不仅已向西扩展到壹家堡、王家咀一线,而且还推进到其以西更远的地区。 再来看宝鸡斗鸡台墓地。据前文分析,该地墓葬可分两期,一期两座,为土坑竖穴墓,随葬陶器组合为鬲、罐,为郑家坡文化常见的墓葬形式;但鬲为分裆袋足鬲,罐为折肩罐,口沿斜立,窄方唇,均为典型的刘家文化因素。联系比该地略偏西的宝鸡纸坊头同时期刘家文化遗址看,本期墓葬应属于刘家文化。二期则属于郑家坡文化。 在关中平原西部,类似斗鸡台墓地这种反映郑家坡文化代替刘家文化的地点很多,此处无需逐一分析。 不仅关中平原西部如此,在其以北、彬县以西的泾河流域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如果长武碾子坡、麟游园子坪与蔡家河、平凉庙庄〔69〕等地遗址的发现,证明这一地区原为刘家文化碾子坡类型的分布区的话,而长武下孟村、崇信于家湾、庆阳巴家咀等地郑家坡文化斗鸡台类型的遗址的发现,表明相当于殷墟四期偏晚之时,这一带已成为该文化的势力范围。 关于关中地区漆水河以东的情况,这一地区的商代遗存可分两类: 第一类:商文化遗存,典型遗址有华县南沙村、耀县北村、西安老牛坡、礼泉朱马咀等。其中在西安以东的关中东部,商文化开始的时间早,而结束的时间晚,延续时间长,时代从二里岗下层到殷墟四期偏早之时。在关中西部偏东地区正好相反,不论是朱马咀还是比其更西的壹家堡、王家咀、贺家等遗址,其中商文化遗存的时代上限普遍偏晚(相当于殷墟一期或略早),而下限较早(不晚于殷墟二期偏早),延续时间短。这种现象说明,商文化在关中地区经历了从东向西推进、然后又向东退缩这一历史进程。第二类:郑家坡文化遗存,根据遗址的特点又可分两个地区。其中分布于渭河两岸台塬地带的典型遗址有礼泉朱马咀、耀县丁家沟和长安丰镐遗址等,时代从殷墟三期到商末。分布偏西的遗址时代上限早,偏东者则较晚。结合这一地区两类文化遗存的时代看,各地商文化的下限与郑家坡文化的上限基本相接,这种现象期清晰地反映出后者逐渐替代前者的过程。在彬县以东的泾河支流流域,只发现郑家坡文化遗址,如淳化赵家庄、旬邑崔家河等。特别从赵家庄墓葬来看,早到殷墟二期之时,这个地区已为郑家坡文化的分布区。由于该地区的考古工作较少,现难以作进一步分析。 综合以上分析说明,直到壹家堡二、三期即殷墟二、三期之时,郑家坡文化与刘家文化、商文化尚处于相持阶段,郑家坡文化向西还不能扩展到王家咀、壹家堡以西地区,向东也不过西安一线,此时基本分布于关中西部偏东一带。而同时期刘家文化的分布区则大得多,不仅分布于关中平原西部偏西地区,而且还分布于其以北的泾河流域,向西到甘肃天水、庄浪一带。此时商文化的势力除曾经一度波及关中西部的扶风、岐山交界一带外,基本退缩于关中东部地区。但此以后,郑家坡文化的势力极度膨胀,分布区迅速扩大,其中在殷墟四期偏早或略早,向西推进到凤翔一带,向东沿渭河北岸扩展到耀县一带,基本占据了关中平原西部及东部渭河以北的部分地区;相当于殷墟四期偏晚之时,不仅占据了整个关中平原,向北更扩展到甘肃庆阳一带。随着郑家坡文化的向外扩张,向东把商文化挤出了关中地区,向西、向北进入、占据了刘家文化的分布区,形成郑家坡文化斗鸡台类型。 如果说单从郑家坡文化地域的逐渐扩大与刘家文化分布区域的逐渐缩小这一变化、原属后者的分布区域中郑家坡文化遗存的相继出现,表明后者逐渐被前者替代了的话,而前者斗鸡台类型中大量刘家文化因素的存在,似乎可以说明后者被前者逐渐融合乃至同化了。 2. 郑家坡文化是先周文化的论证 上文通过商代关中及邻近地区考古学文化变迁的考察,说明郑家坡文化逐渐占据了这一地区,代替了刘家文化和商文化而成为主宰者。现在很明显,郑家坡文化应是西周以前早期周人的考古学文化,即先周文化,而刘家文化诸遗存并非先周文化遗存。 首先,从时代看,郑家坡文化的时代在西周以前,下限正与西周文化相接;而刘家文化,根据前面的分析,由于该文化被郑家坡文化逐渐代替,各地刘家文化的时代下限很少有能与当地的西周文化上限相接者。 其次,从文化特征看,郑家坡文化的特征比刘家文化更接近于西周文化,这是学界公认的。郑家坡文化与西周文化间存在着明显的、有机的传承关系,如两者的主要器物及其组合基本相同,而且都以联裆鬲、联裆甗为主要炊器,由此可见两者文化传统的一致性;两者同类器物的形制上的差异,正反映了时代的不同,两者器物的有机演变在武功岸底、黄家河、扶风北吕和凤翔西村等地遗存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而后三地遗存正为公认的先周晚期至西周早、中期文化遗存。至于刘家文化诸遗存,从前文其与郑家坡文化遗存的比较可知,两者不属于同一文化谱系,那么,其与西周文化也不会属于同一文化谱系。 再从文化的发展看,郑家坡文化在晚商偏早阶段分布地域较小,越晚地域越大,最终基本占据了整个关中及邻近地区。该文化的分布区域由小到大的变化与古代文献记载的早期周人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特别是在偏晚时期即殷墟四期阶段的分布区域正好与《诗经·大雅》、《史记·周本纪》等文献记载的文、武王时期周人的活动地域基本一致。反观刘家文化的发展,即其地域从大到小的变化、直到最终被郑家坡文化所代替,这与西周以前早期周人的发展进程背道而驰。通过以上分析,证明以郑家坡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就是先周文化。至于刘家文化,其族属则很可能是殷墟甲骨文中记载的活跃于商王朝西边的羌方。 先周文化的确定,必然推动对该文化的渊源研究。根据目前的发现,较早时期的先周文化分布于关中西部偏东一带,而且自殷墟二期以来直到商末,其间没有间断,可见在周先公 父迁于岐下而作周邑以前先周文化原本就分布于这一带,由此证明周先公迁徙时仅带着少数族属而已,这里的先周文化并未因周先公的外迁而中断。也就是说,不论公亶父以前的公刘迁往何地,绝大多数周人并未随之而去,而应一直活动于现知较早时期的先周文化分布区一带或附近,因而在这一地区留下了周人的文化遗存。这样,才能给公亶父迁岐以前先周文化就已存在于周邑附近这个事实以合理的解释,否则根本解释不通。这成为探索先周文化渊源的新基点。由此推断,周先公不窋外迁之时乃至于最早时期的先周文化应分布于这一地区或附近。这个推论与《诗经》、《史记·周本纪》等关于周人最早活动区域的记载完全一致。那么,先周文化的渊源应是当地更早的考古学文化。因此,寻找最早的先周文化遗存,探讨其与当地更早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成为今后探索先周文化渊源的重点。三、结 语 本文通过对商代关中及邻近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比较研究,将商文化以外的其他遗存归为两类考古学文化:郑家坡文化与刘家文化,并将郑家坡文化分为郑家坡类型和斗鸡台类型。其中郑家坡文化的面貌与西周文化最为相近,两者间有着非常清晰的传承关系,如前者的器物群也以联裆鬲为核心,而时代在西周以前,其应是西周以前早期周人的考古学文化,即先周文化。刘家文化的因素虽在先周文化中有少量发现,但前者的器物群以分裆袋足鬲为核心,可见两文化的主导文化因素并不相同,两文化不属于同一文化谱系,前者不可能是先周文化,最有可能是殷墟甲骨文记载的羌方的考古学文化。 通过对先周文化、商文化、刘家文化三者关系的考察看出,商代关中及邻近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演进过程,就是这三个考古学文化间相互较量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终结,意味者先周文化崛起而这一地区的主宰者,商文化被迫退出了这个大舞台,刘家文化则被先周文化融合乃至同化了。 根据目前的发现,现知最早时期的先周文化分布于关中西部偏东一带,而且自殷墟二期以来,直到商末,其间没有间断,这说明在周先公亶父迁岐以前,先周文化原本就分布于这一带,由此证明公刘迁豳之前,先周文化也应分布于这一地区,这成为探索先周文化渊源的新基点。那么,先周文化的渊源最有可能是当地更早的考古学文化。因此,今后应寻找最早的先周文化遗存,在深入探讨其与当地更早的文化关系的基础上,必然追寻出先周文化的真正渊源。 多年来的考古研究的实践证明,一个考古学文化或文化类型不仅包含一个主要文化因素,而且往往包含一些次要文化因素,如果不以遗存的分期为基础,进行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因素的量化分析,而仅以其中各类文化因素的器物的并存与否来探讨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文化性质或文化谱系,实践证明难以符合实际情况,先周文化及其与周邻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就是很典型的例证。附记:本文是在李伯谦先生指导下所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第二部分修改稿,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初稿还先后得到北京大学考古系的邹衡、刘绪、李水城、王迅、徐天进、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齐心、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李文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郑振香、张长寿、高炜、殷玮璋、卢连成、梁星彭、郑若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王占奎、曹玮、刘军社、张天恩等先生的审阅和指正,谨此一并致谢。 注释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1935年。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10期,1931年。a.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b.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4卷第8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北京大学出版社,1948年。节选部分见《苏秉琦考古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0页。第40页。石璋如:《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集,194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a.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0期。b.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10期。a.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文物》1979年10期。b.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岐山贺家村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1期。夏鼐:《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史前殷周考古学座谈会上的发言》。a.b.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武功郑家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7期。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7期。a.北京大学考古系:《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1期。b.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1986年度发掘报告》,北京大学考古系:《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纪略》,《考古学集刊》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尹盛平、任周芳:《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7期。胡谦盈:《试谈先周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武功岸底先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3期。田仁孝等:《碾子坡类型芻论》,《文博》1993年6期。a.见。b.孙华:《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分析--兼论晚商时期关中地区诸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北京大学考古系:《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牛世山:《陕西武功县岸底商代遗存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a.见。b.张长寿、梁星彭:《关中先周青铜文化的类型与周文化的渊源》,《考古学报》1989年1期。孙华:《关中商代诸遗址的新认识--壹家堡遗址的发掘意义》图四:1,《考古》1993年5期。刘军社:《郑家坡文化与刘家文化的分期及其性质》图一:35,《考古学报》1994年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功队:《1982~1983年武功黄家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7期。图一。a.见。b.刘军社:《武功郑家坡周人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8年。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关中漆水下游先周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6期。韩伟、吴镇烽:《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2年4期。许俊臣、刘得祯:《甘肃庆阳、合水出土的早周陶器》,《考古》1987年7期。b图一三:2、图一七:7。a.见。b.卢连成:《扶风刘家先周墓地剖析》,《考古与文物》1985年2期。饭岛武次:《先周文化陶器的研究--刘家遗址出土陶器的再检讨》,《考古学杂志》第74卷第1号,东京,1988年。牛世山:《关于刘家墓地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待刊。贺家遗址是一处文化性质比较复杂的遗址,其中商代遗存可分三类:第一类:商文化遗存,时代相当于殷墟一期前后,如a.76年M116、M135、76采:5;b.86年贺家残墓。a.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贺家村周墓发掘报告》图一一:1、25、26、13。《文物资料丛刊》8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b.见。第二类:刘家文化遗存,时代相当于殷墟三期偏晚,如a.63年M7、M49等。b.73年贺家村墓葬;c.贺家村采集陶鬲;a见b.b.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图一一前两件鬲,《考古》1976年1期。c.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岐山工作队:《陕西岐山礼村附近周遗址的调查和试掘》图七、八,《文物资料丛刊》2集,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三类:郑家坡文化西村类型遗存,时代相当于殷墟四期。如a.63年M11、M23、M32、M38等;b.73年贺家墓葬。a见b.b见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图一一后一件鬲,《考古》1976年1期。宝鸡市考古队:《宝鸡纸纺头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89年5期。刘宝爱:《宝鸡发现辛店文化陶器》,《考古》1985年9期。、见见b图四:1~6、8、11、12、15和图二:1~8,这些陶器的出土地点均在今宝鸡一带。张天恩:《高领袋足鬲研究》图三:39,《文物》1989年6期。乔今同:《平凉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2期。程晓钟:《甘肃省庄浪县出土的高领袋足鬲》图一:2、3、6,《华夏考古》1996年2期。b图四:9、10、13、14、图二:9。b.宝鸡市考古队:《宝鸡附近古遗址调查》图八:1、6、9、12、14,《文物》1989年6期。图二:5。55 胡谦盈:邹衡:《再论先周文化》,《周秦汉唐考古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西北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斗鸡台类型的特点详见本文正文。在原刘家文化碾子坡类型分布区斗鸡台类型的典型遗址有长武下孟村、崇信于家湾、庆阳巴家咀等。下孟村遗址见a见a.b.陕西省考古所泾水队:《陕西彬县下孟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1期。于家湾遗址见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崇信于家湾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1期。巴家咀遗址见b图一二:17。牛世山:《秦文化渊源与秦人起源探索》第43页,《考古》1996年3期。图二。第131页。第323页。王家咀商代遗址包含三类文化遗存: 第一类:商文化遗存,时代在殷墟一期前后。资料见图一四:1、2、4~7。b.徐天进:《试论关中地区的商文化》图六,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第二类:刘家文化遗存,时代相当于殷墟三期偏晚。资料见(27〕图一四:3、8~11。 第三类:郑家坡文化遗存,时代相当于殷墟四期。资料见a.图一四:12。b.巨万仓:《陕西岐山王家咀、衙里西周墓葬发掘简报》,《文博》1985年5期。罗玺章:《扶风白家窑水库出土的商周文物》,《文物》1977年12期。平凉县博物馆:《平凉文物》。见a.许益:《陕西华县殷代遗址调查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3期。b.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3期。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耀县北村遗址1984年发掘报告》,北京大学考古系:《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a.巩启明:《西安袁家崖发现商代晚期墓葬》,《文物资料丛刊》5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b.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6期。c.刘士莪:《西安老牛坡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0年。朱马咀商代遗址包含两类文化遗存:[l1] 第一类:商文化遗存,相当于殷墟一期前后。资料见a.图一五:1~4。b.秋维道、孙东位:《陕西礼泉发现两批商代铜器》图二、三、图四:上中、图九,《文物资料丛刊》3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第二类:郑家坡文化遗存,相当于殷墟三、四期。资料见图一五:5、6和前引秋、孙文图十、一三。a.见b徐文。贺梓城:《耀县发现一批周代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1期。a.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1961~1962年长安沣东试掘简报》,《考古》1963年8期。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遗址的发掘》图一一、图三三,《考古学报》1980年4期。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5期。咸阳地区文管、旬邑县文化馆:《旬邑崔家河遗址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4年4期。a.扶风县博物馆:《扶风北吕周人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7期。b.罗玺章、王占奎:《试论北吕墓地的先周墓葬》,《庆祝武伯纶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 ←西 东→

一、缘起、概念及主要观点 从考古学角度探索先周文化始自1933—1937年前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的发掘,其成果见于1948年出版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苏秉琦先生利用器物类型学的排比分期手段,对瓦鬲墓进行了分期,并指出瓦鬲初期墓葬属于武王灭殷以前的先周墓葬。这一研究为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揭开了序幕。1943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陕西武功、枸邑、彬县、岐山、扶风、长安等传说和文献记载的周人早期活动地区考察寻找周人都邑——邰、豳、岐、丰、镐等遗址[2]。这是从考古角度探讨姬周民族起源的另一次重要尝试。 解放后,围绕先周文化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对先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考古发现有沣西地区早期遗存[3]、刘家墓地[4]、礼村遗址墓葬[5]、郑家坡遗址[6]、岸底遗址[7]、壹家堡遗址[8]、凤翔西村墓地[9]、宝鸡纸坊头遗址[10]、碾子坡遗址[11]、扶风北吕先周墓地[12]等等。基于这些重要考古发现,学者根据自己对各遗存时代和文化属性的认识,分别提出了各自对先周文化的观点。根据我们的理解,这些观点可分为以下六类。 1,认为以长方体瘪裆鬲(或称联裆鬲、弧裆鬲)为代表的极少见高领袋足鬲的郑家坡——北吕类遗存是姬周文化,它们主要分布于周原及漆水中下游一带。以高领袋足鬲为代表,不见或少见瘪裆鬲的刘家墓地、碾子坡遗址和墓地及宝鸡纸坊头早期遗存是“姜戎文化”。这两类遗存融合为第三类文化遗存。第三类遗存中,长方体瘪裆鬲和高领袋足鬲共存。此类遗存在泾渭地区普遍分布,其典型遗址如宝鸡斗鸡台、凤翔西村、岐山贺家、长安马王村、张家坡以及甘肃崇信于家湾[13]等遗址和墓地。这类遗存中,前两种文化因素已逐渐融合为一体,再加之来自以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共同演变为晚期先周文化[14]。再向前追溯,姜炎文化源自西部的辛店、寺洼文化,而山西的光社文化则被视为姬周文化的源头[15]。这一推论无疑是受到了钱穆以文献考证为依据提出的周人源自晋南说[16]的影响。由于碾子坡遗存居址、墓葬及陶器、工具等与先周晚期、西周早期文化有许多共性,故每一个研究先周文化的学者均不能避开对碾子坡遗存性质的认定。除认为碾子坡遗存是先周文化的观点外,不同意见则认为碾子坡遗存的族属或为姜戎文化或其分支[17],或为豳人[18],或为密须[19],或为阮人[20]。 2.认为以瘪裆鬲为代表的郑家坡类遗存是先周文化,以袋足鬲为代表的刘家文化(包括先周晚期的袋足鬲墓,如斗鸡台、沣西地区的袋足鬲墓等)是姜戎文化[21]。在这种观点中,又有学者将郑家坡类遗存分为早中晚三大期[22],或更细分为三大期六小期八组,并将郑家坡一期的时代定为二里冈下层甚至更早,二期相当于二里冈上层或上层前段,三期相当于殷墟一期(上限或可到二里冈上层后段),四期相当于殷墟二期,五期相当于殷墟三期,六期相当于殷墟四期[23]。这样,郑家坡文化的上限便同文献中“后稷居邰”,邰在武功的记载对应上了。另外,这一观点还认为郑家坡文化早、中期之间有缺环,如此就为周先祖不窟奔戎狄提供了解释的空间。对于刘家文化,则将该墓地分为六期或六期八组,其中一期墓葬年代与齐家文化接近,与二里头文化晚期相当或略晚,相当于二里冈下层时期,二期至五期的时代为商代前期至周人迁岐,六期约相当于迁岐后至周灭纣前。总之,刘家文化与郑家坡文化在时间上相始终。由此前推,刘家文化与齐家文化年代上相连接,刘家文化源自齐家文化。郑家坡文化与客省庄文化双庵类型时间接近,郑家坡文化源自客省庄文化双庵类型〔24〕或客省庄类型[25]。如此,则至少在关中西部,从新石器时代至周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也就基本完整了。然而,对于这一考古学分期断代的可信性,刘家文化与齐家文化、郑家坡文化与客省庄文化之间是否有明显的文化继承发展关系,如何解释刘家文化与郑家坡文化之间相邻数百年而互相影响甚少,以及郑家坡文化早中期间是否有较大缺环等问题,学术界尚有很大争议。 3.认为“以斗鸡台瓦鬲墓初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最有可能是先周文化”,其早期代表性遗址是碾子坡早期居址和墓葬。由此向前,先周文化源自什么,作者未予直接回答,但对于客省庄—期文化说、光社文化说、齐家文化说、寺洼文化说均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任何一说都还不具说服力。这一观点同时认为郑家坡类遗存作为一个整体更接近于张家坡西周早期遗存,其年代上限大约在文王作邑于丰之时[26]。 4.认为已知最早的先周文化分布在泾水中上游,主要代表性遗存是碾子坡早期居址和早、晚两期墓葬,其年代大约在古公宜父迁岐之前。先周文化南迁到关中地区后,晚期先周文化的居址以郑家坡为代表,墓葬以北吕、斗鸡台、西村、贺家村为代表,年代相当于古公禀父、王季、文王三世。晁峪、石咀头、刘家类遗存则属古羌人遗存。至于先周文化更早的源头,则认为不是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而可能是该地域一种未知的更古老的考古学文化[27]。 5.将先周文化分三期:第一期典型遗址和墓葬是碾子坡先周文化早期遗存,年代约稍早于太王时期,大致与殷墟二期文化相当。第二期居址遗存以那县下孟村[28]为代表,墓地有碾子坡晚期墓地、刘家墓地、贺家先周葬、晁峪墓葬,时代约属于古公、季历时期,大致与殷墟三期文化的年代相当。第三期居址以客省庄、礼村、柿坡、郑家坡等遗址为代表,墓葬有岐邑、丰邑、北吕、西村、斗鸡台等多处先周墓葬,时代属文王至灭殷前的先周遗留,年代与殷墟四期文化相当[29]。这一观点认为“周文化是在寺洼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可能是从寺洼文化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新类型文化”,“姬周文化渊源于寺洼文化”[30],并认为“姬周属戎狄族群体中的一支”[31]。这一观点将关中西部商代后期的主要遗存均视为先周文化。 6.认为先周文化包括两个类型:第一类遗存称为姬家店·石嘴头·晁峪一刘家一斗鸡台类型;第二类遗存称为郑家坡一北吕类型。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辛店文化的姬家店·石嘴头·晁峪类型一刘家类型一斗鸡台类型呈现了文化遗存连续发展、不可分割的三个阶段。由此前推,辛店文化的姬家川类型及寺洼文化是先周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而先周文化实际是从西北羌戎文化中分出的一支。至于齐家文化,则可能是辛店文化、寺洼文化乃至先周文化的共同祖源[32]。先周文化的两类遗存在陕甘地区自始至终保持着共生共存的关系,相互之间不断融合、交汇,最终形成先周文化内涵中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它们代表的两大集团可能就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姬周集团和姜炎集团。这一观点对于郑家坡一北吕类型的文化属性、来龙去脉未予说明。 以上诸说均是在现有考古学资料基础上的各种解释,他们繁荣了先周文化的学术讨论,对先周文化的深入研究均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仔细分析每一种观点,均有其合理的部分,但似也有不能令人信服,或对某些问题未能给予圆满解答的地方。我们在思考以上各种观点时,结合我们近年的考古新收获,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现将其发表出来,以就正于方家。这是我们对现有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研究后给予的解释,它同样是一种假说,同样需要通过今后的考古资料来检验。当然,我们希望这种解释或假说更合理一些,考虑得更周到些。二、主要分歧及我们的研究途径 综观以上观点,我们感到先周文化探索中存在分歧的症结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即如何看待古代文献记载,如何理解“先周文化”以及古公直父迁岐前周人与戎狄的关系及其文化相似程度,迁岐后周人的文化是否发生了较大变化,灭商前后周人文化是否有新的变化等。这些问题都与先周文化探索密切相关,而对先周文化的不同认识,也往往与对这些问题认识的不同有关。因此,探索先周文化必须首先在研究方法和认识前提上加以认真思考,否则将难有突破。 1.文献记载在先周文化探索中的地位 考古学研究无疑应以考古学材料为基础,但在已有较可信文献资料的商周时期,文献在提供线索、时空框架和考古学文化属性认定上的作用不应忽视。先周文化研究课题的提出,以及在关中西部或山西南部寻找先周文化之源的考古工作均来自于古文献记载的启示。同样,无论我们认定姬周是否是羌戎的一支,还是认定关中西部的商后期哪支文化是姜戎文化,哪支文化是姬周文化,我们均明显地受到文献中姬姜联盟记载的影响。可以说,文献记载是我们讨论先周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古文献中对于早期周人活动的一些可信程度较高的记载,应在我们今天的研究中,尤其是结合考古发现对某些考古学文化进行文化归属的认定中予以重视。比如,《诗·大雅.生民》周人追述自己祖先远古时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史记·周本纪》载周先祖不窑“奔戎狄之间”,至古公直父迁于岐下,“贬戎狄之俗”。这些记载显示早期周人具有明显的戎狄文化特点。孟子说“文王西夷之人也”。故近代学者提出“循此以推,得谓周人与戎同一种族”[33],姬周族属戎狄族群体中的一支[34]。据此,早期姬周文化与羌戎文化应具有密切的关系,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上,两者有较大的共同性是很有可能的。 虽然我们主张应重视古代文献中关于周人早期活动的记载,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对所有文献记载一概信从,而应首先对文献的可信性进行分析。关于周之始祖后稷为夏之农官的记载,我们认为出自后人附会的可能性较大。后稷很可能是后世周人附会的一个神话祖先。我们的理由有二:首先,文献上关于后稷的记载很模糊,在时间上不明确,其为帝喾之子,然其子不窜已到夏代末年,故后稷是否存在,令人怀疑。我们曾指出,在中国古史传说中,古代各族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始祖挤入古代祖先神谱系,以便为自己立足中原寻找依据的现象屡见不鲜[35]。如《史记,匈奴列传旷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史记·东越列传》“越虽蛮夷……盖禹之余烈也”等等,不一而足。其次,从文献记载的周先公先王世系看,窜于戎狄间的不窜以后的世系是清楚明白的,而不窜以前只有一个模糊、神话色彩浓厚的后稷。 2.关于先周文化面貌特征的认定基准问题 将何遗存作为先周文化的代表,究竟如何来判断先周文化的特点,是研究先周文化的一个根本问题。文献记载,古公迁歧以前,周人居豳,传统说法及多数学者均认为豳在今泾水中上游的彬县、旬邑——带。古公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岐下在今岐山脚下扶风与岐山两县交界处的周原一带,历来无大争议,历年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文王迁丰,武王都镐,丰镐遗址在今长安县沣河两岸的马王镇、斗门镇一带,这也为考古发现所证实。由此,我们在认识先周考古学文化面貌时.应从这些已知材料去认识未知,比如由丰镐的先周晚期文化面貌追溯其早期文化面貌。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应以周原、丰镐这些明确的早期周人活动的中心区的文化面貌为基准,来认识姬周文化的基本面貌,如陶器组合、比例、形制等,而不应以这些中心区以外的其它考占学文化特征作为先周文化的代表,如漆水河下游一带的某些遗存。 3,对关中西部地区文化复杂性的认识 关中西部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即是多种文化的交汇地带,各种文化在此接触、碰撞、进退、融合。龙山时代的齐家文化和客省庄二期文化,夏商周时期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巴蜀文化、北方的李家崖文化、东方的商文化、当地的某些文化均在这一带接触交汇,各支文化在此地区的兴衰进退,情况极为复杂。至秦汉时期,这一带仍是中原文化与西北各种文化,如羌人文化、匈奴文化等的交界地区。因此,研究该地区古代文化遗存时,必须充分认识这一地区文化的多元性、复杂性,注意分析各种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归属及各支文化的兴衰年代。笼统、简单地将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归纳为大跨度的一两支文化是缺乏说服力的。 4.关于先周文化的概念及内涵 我们基本赞同如下提法:先周文化是指武王克商以前周人的文化。这一文化有特定的年代和分布地域,有其显著的文化特征,可以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单独存在[36]。众所周知,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与周围其它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考古学文化也不例外。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不“纯粹”,都包含有多种文化因素,其中有些是该文化固有的,有些则是接受其它文化的影响。武王克商以前的周人文化包括有多种文化因素是学术界公认的,如“先周青铜文化主要来源是商文化”[37],“周人的青铜铸造技术主要是从商人那里学来的”[38]。从陶器分析,先周文化也是由多种文化因素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周人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融合了诸多不同文化的因素,这一点是与周族的历史密切相关的。周人的势力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其文化亦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不同的文化环境使它与不同的文化发生关系。随着自身势力的不断强大、扩张,不断吸收各种文化因素,最后形成一个有明显特征和文化认同的周文化。周人的文化从先周到西周文化面貌的变化正是周文化成长演变过程的一种反映[39]。因此,我们要对从先周文化到西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邹衡先生将周文化融合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在姬姜联盟形成以前,周族应基本上指姬姓族。姬姜联盟形成以后至武王克商以前,姬姜二姓逐渐融合为新的周族,其文化也由姬周文化与姜炎文化融合为泾渭地区的先周文化。武王克商以后,在更广阔的地域内,经过更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形成空前庞大的周族,其中姬姓族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40]。这一分析同样启发我们在认识周文化发展过程中要重视周文化的变化及不同时期文化特征可能存在的区别。不能认为周文化是一成不变的,对于古代各种文化发展过程的认识都应重视这一原则。 仔细分析灭商以前周人的文化遗存,可以看出其文化构成的多元性。除传统认为的姬周、姜戎及商文化因素外,还有其它一些周边文化的因素,如北方文化的花边鬲、蛋形瓮,西部文化的带耳罐,南方巴蜀文化的尖底器等。认识先周晚期文化的构成多元性,对其进行文化因素分析并分别探讨其来源,才有可能对姬周族群及姬周文化的起源给出较令人信服的解释。由此我们认识到,先周文化探索这一课题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确定姬周文化的来源,还在于以此为契机,对关中西部夏商时期各种文化的分布演变及其相互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5.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演变实例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前面已简单地提到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演变问题,下面我们用一个无争议的灭商前后周文化面貌演变的实例,来看看它对我们认识早期先周文化有何启示。 我们通过沣西97SCMHl8、H16、H11等单位和一些以墓葬为代表的先周晚期遗存与西周早期遗存陶器群的比较分析,可看出周文化在灭商前后文化面貌确有很大变化。首先在陶质上,前者以褐陶为主,质地疏松;后者以灰、红陶为主,质地坚硬。纹饰方面,前者以细绳纹为主,有少量几何印纹等;后者以中绳纹为主,不见几何印纹。在陶器组合上,前者器类较多,有袋足鬲、联裆鬲、直口甗、敞口甗、周式簋、大口尊、小口罐、大口罐、长颈壶、敛口钵、盆、盂、直口罐、瓮、双耳长颈罐等。西周早期的陶器群种类减少,组合固定,基本是鬲、盆、豆、罐、殷式簋,其中分裆鬲、豆、殷式簋与先周时期不同,豆、簋来自商文化影响,不见袋足鬲。先周墓中陶器只有鬲、罐两种,鬲为袋足鬲或联裆鬲;西周墓中陶器包括鬲、簋、豆、罐组合,不见袋足鬲。 除宗周地区外,周文化在各诸侯国内也广泛吸纳了当地的文化,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如在原商王朝直接统治区,大量地保留了商文化的陶器群,如鬲、罐等;在燕文化中,除有周、殷文化的因素外,还有大量当地文化因素。在吴、强、邢等方国文化中也是如此。因此,我们认为周人在文化方面基本上采取兼容并蓄、宽容吸纳的态度。这首先因为周人人口少,势力较小,面对广大区域内的不同人群及其文化,只能采用宽容、妥协和安抚的政策。其次,周人文化卜比较落后,在不断接触先进文化时,自身也不断吸收先进文化,以丰富发展自己。关于这一问题,我们有专文讨论,此不多谈。对新文化的吸收会不断改变自身传统文化的面貌,物质形态的文化如遗物特征往往会因此而发生某些变化,比如西周早期,大量吸收了商文化因素,一些周人传统的器物,如袋足鬲、周式簋、大口尊等消失,而原属于商文化典型陶器的殷式簋、鬲、豆等被周文化所吸收。由此反观古公禀父迁岐时,情况也应大致如此。当时周族被戎狄所逼,南下居岐下周原后,明确采用了“贬戎狄之俗”的政策,这当是广泛吸收某些新文化因素,较大地改变原周人文化中所包含的戎狄族文化因素的重要决策。这一决策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必然有所反映,在先周文化研究中必须予以重视。简单地回避这个问题,或者只强调文化中的继承,而忽视迁岐之后周人文化中的变化,均是不可取的。 当然,在重视周人文化面貌发展演变时应充分尊重考古类型学的原理,寻找文化早晚之间各种主流现象间的内在联系。如若将晁峪·刘家类文化遗存视为先周文化的一个环节,就无法解释它与先周晚期遗存如斗鸡台、沣西、周原等在墓葬形制、埋葬习俗、随葬品种类、形制等方面的明显差异。 6.工艺技术的改进对考古学文化中器物形态变化的影响 工艺技术尤其是陶器制作工艺技术的改进和发展,往往会对某些陶器器类的兴衰产生影响。在先周文化中,我们认为,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乳状袋足鬲的兴衰。从制作工艺看,乳状袋足鬲首先模制出三个袋足,然后将三个袋足拼捏在一起,为了拼接牢固,在拼接缝外侧附加上泥条,并压实。在三袋足的上侧加上口沿,然后在口沿外侧附加鋬或泥条花边,袋足底部下则加上足根。联裆鬲则是由一个泥圆筒下端三等分切割开来,然后将每等分泥片向裆部捏合,拍打结实,加上三足根。口沿部分也是对原泥圆筒上端加工而成,其制作工艺较之袋足鬲要简单。因此,先周晚期袋足鬲的减少和联裆鬲的增多当与此有关。周王朝建立后,模制分裆鬲取代了袋足鬲。邹衡[41]、张长寿[42]、胡谦盈[43]诸先生均认为,西周分裆鬲是由先周袋足鬲演变而来的,我们赞同这一观点。分裆鬲的制作技术应来自于商文化,它采用模制法,制作简单,工艺先进。西周初期分裆鬲在造型上还保留了袋足鬲的特征,如直高领,袋形足,有小足尖等,沣西地区西周初期墓葬中常见这类分裆鬲。分裆鬲取代袋足鬲应主要是周人制陶工艺发展和吸收其他文化新技术的自然结果,分裆鬲代替乳状袋足鬲也正是技术工艺进步影响陶器形态和器物群构成的一个例证。分裆鬲与联裆鬲共存于西周文化中,显示两者在技术和实用中各有优势。 有些学者认为袋足鬲代表姜戎文化,联裆鬲代表姬周文化,这种认识似过简单。一个部族文化是包含了各个方面的综合体,其日用陶器也应是多种器类的组合。因此,我们观察分析其文化时应注重其组合,而不应仅重一两种器物,否则可能会以偏概全,影响结论的准确性。 在沣西客省庄H11出土的联裆鬲上刻有“田”字[44],武功岸底、郑家坡遗址出土的中期折肩陶罐上也刻有不规范的“田”字符号。或认为陶器上的此类刻符即是“周”字,并据此推测以联裆鬲为代表的郑家坡类遗存为姬周文化。我们认为,这一推论同样可商。首先,从客省庄H11出土物看,联裆鬲与袋足鬲共出,属同一群人同时期使用后留下的,将它们分为两种文化的遗留物难以让人信服。其次,我们注意到老牛坡商代墓地出土的陶罐上刻有四个与“田”字相近似的符号,且同一陶罐的肩部还刻一“亞”字形符号。老牛坡墓地被学界普遍认定为属商文化,如将刻此类字符的遗物及遗存作为姬周文化的一种证明,那么老牛坡商代墓地的文化性质又当如何归属?另外,被郑家坡文化先周文化论者排除于先周文化之外的碾子坡遗址早期陶器上也多有这类刻符存在,这又如何解释呢?因此,以武功、岸底等遗址陶器上有此类刻符的存在论证该遗存属姬周文化遗存是缺乏说服力的。 7.各类遗仔时空关系的确立对先周文化探索具有关键意义 在商代,关中西部地区文化分布复杂,多种族属文化出现于这一舞台上,或兴或衰,或进或退,最后姬周文化脱颖而出,联合、征服了其它文化,最终东进战胜商王朝,建立了西周王朝,形成了强大的周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几支考古学文化在关中西部地区并不是一直齐头并进,相伴始终,而应是此消彼长,兴衰更替。通过对该地区各考古学文化时空分布的研究,可以看到这种不同文化的更替分合现象。有鉴于此,商代关中西部各文化时空框架的建立对于认识各文化的性质,进而确认先周文化有重要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一个地区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最重要的前提便是确认各文化遗存的年代和分布区域,而对一种文化遗存时空分布的不同认识.往往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论,有些认识还会产生一些无法解答的问题。比如,如果认为郑家坡文化和刘家文化均可早到二里冈下层,甚至更早,并各自一直延续到先周晚期,除了两者地层关系和文化内涵的分期断代难以令人信服外,如何理解两者相邻分布数百年而文化面貌竟差别如此之大.如何解释商文化京当类型与郑家坡文化的关系及不窗窜于戎狄时期的“戎狄化”周文化.也都还是问题。有人认为郑家坡文化早、中期间有差距。这一差距即是周人窜于戎狄时期。然而,郑家坡文化早中期的文化面貌差别并不大,文化传承性很强。周人于戎狄间数百年。回归本土后却能保持与-几百年前如此一致的文化,这是很难理解的。况且根据迄今所知的郑家坡早期文化因素与商文化因素共出的现象,它不可能如此之早。另外,将郑家坡文化、刘家文化上限定到夏末商初,探索其源头只能在龙山时代的齐家文化和客省庄二期文化上寻找继承的关系,但彼此间差距似太大,尚无让人信服的直接传承的证据。如果我们将郑家坡类遗存、刘家类遗存认定在商后期一个较短时间内,就会有不同的结论。 同样,目前对商文化在关中西部的京当类型的认识似也尚有局限。我们理解,京当类型是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商人强大时,它接受商王朝政治文化的影响,甚至可能有商人在此统治、驻防。商势力衰弱东退后,它则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从老牛坡文化面貌中,也能看到这种关中地区商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发展成具有地方特色文化的同样道路。 另一例证是通过对庄浪徐家碾[45],尤其是宝鸡蠓峪沟、竹园沟遗址[46]的发掘。我们知道,寺洼文化遗物,如马鞍形双耳罐、单鋬双联罐、袋足鬲,与先周甚至西周时期遗物,如联裆鬲、折肩罐、簋、青铜鼎、簋等共存[47]。这说明寺洼文化同先周和西周文化是共存关系,彼此互相影响,而不是前后的母子关系。 我们认为,在先周文化探索中,只有将以上这些前提综合考虑,才可能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和较为合理的结论。 三、主要遗址的时代推断 1.具有标尺意义的几处考古发掘收获 以1997年春季在沣西毛坊厂东发掘的沣西H18为代表的一批先周晚期遗存,包括H18、F1、H12等居址灰坑[48]。60年代和80年代在沣西地区张家坡、客省庄一带发掘的早期墓葬,如67SCCM89、M54[49]、83SCKMl、83沣毛M1[50]。出土于丰京遗址内的这批遗存被学术界认定为先周晚期,即文王迁丰至武王伐纣期间的典型先周文化遗存。其文化特征反映了先周晚期的典型文化面貌,为我们探讨先周文化提供了一个基点。以此为标尺,有助于了解其它遗址的文化属性和年代。 宝鸡纸坊头遗址④A、④B层[51]。通过这一组地层关系,使我们认识到高领乳状袋足鬲早晚的区别,为判定刘家、碾子坡、斗鸡台等出袋足鬲的墓葬和遗址的年代提供了地层学依据。过去大家对各遗址墓葬的分期断代多据器物的类型排比,缺少地层依据,说服力不足。通过纸坊头的地层关系,我们知道袋足鬲的演变趋势为:早期鬲袋足呈椭圆形,足尖多呈扁平锥状且内敛,口沿内敛或直沿。晚期鬲袋足作圆形,足尖呈圆锥状外撇,口沿多侈口[52]。此外,纸坊头先周晚期遗存,如④A层可与斗鸡台类墓葬一起构成宝鸡地区先周文化的完整面貌。 壹家堡遗址的发掘收获[53]。该遗址的价值在于包含了多种文化因素,并从地层上给出了周原附近地区几种文化共存或早晚更替关系的线索,为构建关中西部商代中后期各种文化的时空框架提供了依据。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发掘者对各期文化的定年和文化属性的推论,但我们赞同这一“年代分期序列给我们衡量关中商代诸遗址提供了一把可以信赖的标尺”的评价[54]。 2.相关遗址年代讨论 碾子坡遗址 发掘者胡谦盈先生将遗址分两期,第一期包括居址和早期墓葬,第二期为晚期墓葬,并认为第一期时代略早于古公宜父时期,大致与殷墟二期文化的年代相当,第二期可能是周人迁岐前夕或稍晚的遗留。从碾子坡早期居址中所出铜器、陶器看,其对早期居址年代的推断是可信的。碾子坡晚期墓葬似还可细分,时间跨度也应更大,晚期或可到商末周初。从已发表的晚期墓袋足鬲M17l:l、M109c1看[55],有先周晚期的特征。尤其M17l:1与丰镐地区先周遗存所出陶鬲T32:2B接近[56],。碾子坡还有多座西周初期墓葬。我们认为碾子坡晚期墓葬中有相当一批属季历、文王时期的先周文化晚期墓葬,并与西周初期墓葬相接续。 沣西地区先周遗存 如前所述,包括遗址和墓葬,时代属先周文化最晚期,文王迁丰至武王伐纣时期。这一点在学术界基本无争议。 刘家墓地 发掘者认为可分六期,第一期与二里头文化晚期相当,第二、三、四、五期的时代为商代前期至周人迁岐,第六期为西周文武之际[57]。我们认为这一分期断代有可商之处。我们基本同意卢连成先生将刘家墓葬划分为三期的观点[58],因第一期仅M3一座,且器物系农民破坏后回收之物,故存疑。第三期仅M49一座,墓葬为竖穴墓,随葬器物也较特别,那么刘家墓地的其余16座墓实际上均属于一个时期。关于这一期的年代,当于商文化在岐邑一带退潮之后求之,其上限不早于殷墟二期。又第三期M49时代约在先周晚期。结合纸坊头遗址地层所示袋足鬲的演变规律,刘家二期的年代上限可早到殷墟二期,下限约在毁墟三期,约到古公迁岐之时。刘家墓葬二期墓葬出土袋足鬲多属于该种的较早形态,有些属于向斗鸡台墓地所出晚期袋足鬲的过渡形态。因此,刘家墓葬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形成的。从刘家墓地与郑家坡文化早期遗址中互有对方的代表性陶器,如前者中的折肩罐,后者中的扁足袋足鬲看,两者在时代上也应约略相当。与刘家墓葬属于同一类的遗存在周原以西的宝鸡地区多有发现,如姬家店、石嘴头、晁峪[59]、高家村[60]等地出土的刘家文化类陶器。从袋足鬲的形制看,宝鸡地区刘家文化类遗存较早。刘家文化类遗存的主流和源头当在周原以西地区探求。 郑家坡一岸底遗址 根据壹家堡遗址的地层依据,我们赞同如下的分期断代:郑家坡遗存早期约在殷墟二期,即相当于商王祖庚、祖甲时期;中期约相当于殷墟三期,即古公迁岐以后;晚期约在殷墟四期[61],部分单位可能已至周初。 郑家坡遗址区曾征集到鼎、瓶、觚三件青铜器[62],与殷墟武丁时期的同类器形态特征相近,这是目前所见郑家坡遗址内最早的一批遗物。 北吕墓地 北吕墓地包括商至西周的墓葬283座,其中与先周文化相关的是第一、二、三期。据《北吕周人墓地》结论[63],第一期相当于殷墟三期,约为王季之时;第二期相当于殷墟四期,约为文王“作邑于丰”之前;第三期约当文王“作邑于丰”到成王时。这一判断是可信的。北吕墓地可能反映了郑家坡类遗存的埋葬习俗,其一、二、三期的时代约与郑家坡一岸底遗址的中晚期相当。 宝鸡斗鸡台墓地 苏秉琦先生将1934—1937年发掘的45座瓦鬲墓分为三期,其中初期9座,中期29座,晚期7座[64]。先周时期的墓葬包括出袋足鬲的9座初期墓和原划定的属中期的出联裆鬲的一些墓葬,如c1、D3、E6、N1、E9等,它们的时代应基本相同,共同构成斗鸡台先周墓葬的全貌。其时代约相当于殷墟四期。 宝鸡纸坊头遗址 与先周文化有关的是④A、④B两层。原《简报》认为④A层不晚于马王村H11,约相当于先周晚期,与沣西97SCMH18约略同时。两者出土陶器的种类与形制比较接近,如袋足鬲、联裆鬲、单耳罐、尊、盂等。④B层的年代,《简报》认为不可能早于刘家墓地二至五期[65]。从④B层出土物看,保持了较纯正的晁峪·刘家类遗存的文化特征,不见先周晚期文化的多元文化特征。这可能表明它尚未与周原以东、以北的某些文化发生密切接触,暗示可能姬周文化尚未渗透至此,因此,定其下限在古公迁岐以前较为合适, 凤翔西村墓地 这是一处较完整的先周至西周时期墓地,其中有部分先周墓葬。据《简报》,第一期有31座墓,年代为“先周中期”;第二期有65座墓,年代为“先周晚期”[66]。对于原《简报》中这两期中有些墓葬的分期定年,李峰、孙华二位先生均提出了疑问,如79M5、M9、M21似属西周早期。我们认为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本墓地先周墓葬中,联裆鬲墓与袋足鬲墓共处一个墓地,其年代分期不明显,约同属先周晚期季历、文王时期。 岐邑范围内的遗存 主要指周原一带的商时期居址和墓葬,其时代跨商前期至商末周初,文化性质分属商文化、刘家文化和先周文化等不同文化。 1960—1962年,礼村附近采集到先周文化陶鬲及铜鼎、铜簋[67]。1963年,贺家村发现一批墓葬[68]。1973年,贺家村发现几座小墓[69]。1973年,白家窑水库又出土一批陶器,可能出自一座墓葬[70]。1972年,岐山京当公社出土一批窖藏铜器[71]。1997年,王家嘴又发现一批商代遗存,因此批资料尚未发表,故暂不论。不过,其它几处资料已为我们认识周原地区商代文化面貌提供了基本线索。这几批遗存时间跨度大,文化属性复杂,反映了各种文化在这一地区的盛衰进退。第一期包括白家窑水库墓葬、京当铜器窖藏、贺家村第一期墓葬、王家嘴一期遗址等,出土器物包括典型商文化陶器,如假腹豆、商式分裆鬲、商式罐、尊等,铜器有爵、觚、鬲、戈等。总体看,本期文化性质属商文化,或称之为商文化京当类型[72]。其时代上限均为二里冈上层,下限约到殷墟一、二期间。第二期属刘家文化,以刘家墓地为代表,时代在殷墟二期或略晚。第三期遗存包括1973年和1960—1962年发掘的贺家基地中的早期墓葬、刘家墓地M49、礼村、王家嘴先固中后期遗址和墓葬。从墓葬和遗址中所出袋足鬲、联裆鬲、陶罐的形制看,似可分早晚两段,大部分为晚段,与沣西、斗鸡台同类器接近,时代也应相当,即约为殷墟四期。 从1973年发掘的贺家墓地M49、M7、M27等出土的部分袋足鬲形态看[73],口沿内敛,有早期风格,但袋足呈圆形,足尖呈圆锥状,又有晚期特征,整体特点显示出过渡特征。此类鬲与刘家墓地部分袋足鬲形态相似,而两者的墓葬形制、葬俗及随葬品却有很大不同。这种现象显示,周原地区尚有第三期较早段的遗存存在,时代约在殷墟三期,同类遗存在距周原很近的壹家堡遗址第三期中可以见到。 据此分析,我们基本同意将王家嘴遗址分为三期,其中第一期为商文化遗存,第二期为刘家遗存,但不同意将第三期称为“郑家坡遗存”。主要理由是,周原地区第三期居址和墓葬均出有相当数量的袋足鬲,联裆鬲与袋足鬲共存,而郑家坡一北吕类遗存均以联裆鬲占绝对多数,极少见袋足鬲,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周原地区第三期文化遗存与沣西、斗鸡台遗存接近,袋足鬲及袋足鬲墓均占相当比例。 壹家堡遗址 壹家堡遗址离周原较近,地处周原边缘地带。据《简报》,壹家堡遗址分为四期,第一期年代约当殷墟一期,在武丁前后,文化性质属于商文化范畴,是商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而关中地方文化因素占次要地位的商文化地方类型。第二期时代相当于毁墟二期,文化性质属“郑家坡类遗存”。第三期时代约为殷墟三期,文化性质属“刘家类遗存”。第四朗时代约为殷墟四期,文化属性为周文化。我们认为《简报》对各期断代可以成立,其中第四期无疑属先周文化晚期,但对第三期的文化定性,我们有不同看法。梁星彭先生曾将本期遗物与碾子坡早期遗物做了对比研究,并认为“壹家堡第三期与碾子坡遗存实属同一文化”[74]。这种对比很有意义,从袋足鬲、豆、折肩罐、尊等器类和器型看,两者很接近,可视为同一文化。从壹家堡三期的袋足鬲、折官罐、大口尊等器型看,更接近沣西H18所出的同类器。因此在时代和文化面貌上,壹家堡三期似介于碾子坡早期遗存和沣西先周晚期遗存之间,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 耀县北村遗址 北村遗址位于耀县城北约30公里处,属关中地区的北部边缘[75],是迄今关中地区已发掘的最重要的商文化遗址之一。原《简报》将遗址分为连续的三期,其中第一期的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冈下层,第二期的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冈上层或稍晚,第三期的年代约相当于殷墟二期或偏早。至于其文化性质,《简报》认为,北村遗存与郑州、殷墟等地典型商文化遗存总体面貌相同,二者应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因而提出“北村类型”的命名。我们同意《简报》的分期断代及文化属性的推断。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孙华先生的分析,即“在北村第三期遗存中,的确开始出现了一些有别于典型商文化的地方特色,如墓葬的陶器器类只有鬲一种,折裆鬲变成了卷沿方唇,假腹豆变成了平沿方唇等。这些均与西安老牛坡墓地和扶风壹家堡第一期遗存的特点近似”[76],显示了彼此间的影响。该期遗存应是这一文化“土著化”的结果。 西安老牛坡遗址 老牛坡遗址是关中地区一处商文化遗址[75],这在学术界争议不大。1986年,老牛坡发现商代墓葬38座。《简报》认为这些墓葬年代大多相近,未予分期,并说其中M44应早于其它墓葬,相当于殷墟文化早期,M10年代应在殷墟第一期或稍晚。同一遗址的袁家崖墓被视为这一遗址殷墟四期时期文化的代表。老牛坡遗址属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虽然其在葬俗、铜礼器和部分陶器上与殷墟商文化类似,但在陶器上也有鲜明的个性,如联裆鬲、折肩罐、鬲罐组合等均与典型商文化不同,而与郑家坡一北吕类遗存相似。 与老牛坡属同类遗存的遗址有华县南河村[76]、蓝田怀真坊[77]等。 淳化黑豆嘴墓葬 1982年底,淳化黑豆嘴村发现四座墓葬,因被毁,形制不明,出土器物有青铜礼器、兵器、工具和金饰等[78]。关于其时代,有学者定为殷墟三期[79]。从其文化内涵分析看,具有明显的北方青铜文化的色彩,与陕北清涧、绥德、山西石楼等地的青铜文化极相似,学者一般将之归为北方青铜文化,或称之为李家崖文化[80]、光社文化[81]。 淳化官庄乡赵家庄遗址 赵家庄遗址是一处面积较大的先周—西周时期遗址。1983年在这里发现二座先周铜器墓,墓中除出土铜器外,尚有一件联裆陶鬲,年代约为殷墟四期。从陶鬲口沿的剔刺纹装饰看,有北方文化因素的影响[82]。 耀县丁家沟墓葬 此墓出土一组青铜器,包括鼎、尊、爵、觚、觯各1件,与之共存的有一件折肩绳纹罐,年代在殷墟三、四期之交[83]。从折肩罐看,文化性质似可归于先周文化。 彬县断泾遗址[84] 彬县断泾遗址位于彬县县城东南9公里。据发掘者研究,遗址分两期,第一期时代约当殷墟一期,第二期年代约与迁岐以后的先周文化相当,个别器物如AⅣ式鬲甚至可以晚到先周末年或西周初年。 关于断泾遗址的文化性质,发掘者指出:一期遗存与碾子坡先周文化早期的陶器有较多共同之处,应是居豳时期的先周文化。第二期遗存文化面貌较为复杂,一方面其部分陶器如鬲、罐、簋、豆等与迁岐以后的先周文化同类型陶器相同;另一方面,其索状附加堆纹AⅢ陶鬲、环柱尾铜刀、笔帽状铜或金饰等则不见于先周文化,具有浓厚的北方戎狄遗存风格,属戎狄文化因素。我们注意到,第一期遗存中有与碾子坡先周文化早期遗存不同的文化因素,如陶鬲以空锥足类型为多,口部多饰花边状附加堆纹,内壁有“反绳纹”印痕,皆分裆,未见弧形裆。另有高领圆腹单耳罐等。对于这一现象,发掘者推测是因为断泾——期遗存年代或可能略早于碾子坡先周文化早期遗存。我们认为另一种解释是可能的,即这种独特文化特征可能是受到与之相邻的北部或东北部某一文化影响的结果,是来自某支北方戎狄文化的因素。一般认为,与北方戎狄文化更密切的淳化等地的商后期文化中多有同类文化特征,内蒙古朱开沟和清涧李家崖有典型分裆鬲存在,其中李家崖陶鬲还是典型细花边或附加泥条的分裆鬲。正是这一文化迫使居于豳地的周人南迁。这在逻辑上也与断泾二期遗存戎狄文化因素更加浓厚的现象相符。 四、文化遗存的区分和时空框架的构建 1.文化遗存的分类及探源 根据对各主要遗址的各期遗存内涵分析比较,我们将关中西部商代文化遗存划分为如下几大类.确定其时代跨度,并尽可能去追溯其源流。 沣西—斗鸡台类遗存 由于沣西H18、凤翔西村、宝鸡斗鸡台等多处遗址和墓地的发掘,学术界对这类文化遗存的特征、分布及文化性质的认识较为一致,一般均认为其属先周文化晚期遗存。先周晚期,周人已强大起来,随着军事势力的扩张,其文化分布范围日益扩大,文化因素则体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本期文化与西周文化联系密切。 属于本类遗存的主要遗址有沣西先周遗址和墓葬、岐邑先周晚期遗存、北吕先周墓、郑家坡、岸底中晚期遗址、西村先周墓、斗鸡台先周墓、旭光先周墓”“、纸坊头④A层、长武碾子坡先周晚期墓葬、邠县下孟村、彬县断泾先周晚期居址、淳化赵官庄、耀县丁家沟先周墓、旬邑崔家湾[86]、甘肃崇信于家湾[87]等处遗址和墓葬,其分布范围已经覆盖整个关中中西部,并扩展至陇东一带,显示出周人势力强盛的时代特征。这些遗存彼此间还有相对早晚之分,如沣西先周遗存当是最晚的,壹家堡某些单位、贺家某些墓葬则较早,但作为一个大期基本不误,约相当于季历、文王时期。这一时期遗址墓葬往往同西周遗址墓葬在一起,先周与西周墓葬往往处于同一墓地,显示出一种文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文化呈一种稳定发展的态势。 此类遗存的文化特征是褐陶居多,灰陶较少。浅细绳纹为主,其中又以细绳纹居多,素面陶次之,少量几何印纹类陶片和麦粒状绳纹。器类较多,庞杂而不规范,包括联裆鬲、袋足鬲、直口甗、敞口甗、周式高圈足簋、大口尊、小口折肩罐、大口折肩罐、圆肩罐、敛口钵、盆、盂、直口罐、瓮、双耳圆腹罐等。其中联裆鬲占多数,虽然袋足鬲呈下降趋势,但仍占一定比例。如沣西H18中出袋足鬲有26件之多,墓葬中更是常见,葬俗有一定保守性,说明周人还是很重视这种陶器的。这些陶器种类来源复杂,显示出周人文化成长过程中的多元融合特征。墓葬基本上是土坑竖穴墓,墓主多为直肢葬,随葬陶器多为一鬲或一鬲一罐,鬲有袋足鬲、联裆鬲,罐有折肩罐、圆肩罐。 本类遗存中的郑家坡、北吕、岸底等分布于漆水下游一带的遗址所出遗迹遗物,如房址、墓葬、窖穴、窑址、生产工具、卜骨、陶器等,主体上与其它遗址相似,如长方形和圆形半地穴式房子,袋状、锅底状及筒状窖穴,陶器组合包括袋足鬲、联裆鬲、盆、罐、盂、尊、瓮、甑等,形制也均接近,纹饰以中细绳纹为主等。但另一方面,这些遗址也有一些独特之处:以联裆鬲为绝大多数;居址和墓葬中有袋足鬲,但数量不多;纹饰上,较早阶段多麦粒状绳纹和几何印纹;黑皮陶占较大比例,灰陶比例大。总体上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区域性特征,与沣西、周原等周人政治文化中心区的文化面貌有一定的差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这是当地某种早期文化的影响结果。关于这点,后面我们将细加讨论。 晁峪·刘家类遗存 代表性遗存有刘家墓地、晁峪、石嘴头、纸坊头④B层、高家村、甘肃平凉翟家沟等遗址[88]。其中除刘家墓地外,均在宝鸡及其以西地区,北到平凉。 刘家墓地以其独特的偏洞墓、随葬袋足鬲、带耳圆肩鼓腹罐、铜管、双联小铜泡以及在陶器上放石块的特殊葬俗等系列特征而迥异于其它遗存。其主要分布在周原以西的宝鸡地区,最东到达周原,并曾在周原短暂立足,留下刘家墓地。在壹家堡一期文化中也见到刘家类遗存扁锥足袋足鬲,显示出某种共存现象。其年代上限早于殷墟,宝鸡地区似有这类文化的更早遗存[89]。其来源可能是西北的辛店文化,也有学者具体提出刘家文化来源于渭水上游的董家台类型[90],或认为来源于客省庄文化的双庵类型[91],有待探讨。关于其文化属性,多数学者从多角度认定为“羌戎文化”,我们赞同这一观点。其在关中地区的独立存在时间约到殷墟三期,后融入先周晚期文化,刘家墓地晚期墓和纸坊头遗址④A层已经限定了其下限。其文化影响在先周晚期还存在,如沣西H18、纸坊头④A层中均发现刘家文化因素的带耳鼓腹罐、直口甗、袋足鬲等。 碾子坡类遗存 早段以碾子坡早期居址和墓葬为代表,包括麟游蔡家河、园子坪[92]、彬县断泾等遗址的早期遗存,主要分布于泾水上游地区。陶器以灰陶为主,但炊器类陶器基本是红褐陶。纹饰主要是绳纹。最常见的器类有鬲、簋、豆、盂、罐、瓿、尊、瓮等,鬲多为高领袋足,有少量“瘪裆鬲”。墓葬形制基本是土坑竖穴,墓主为仰身或俯身直肢葬,随葬品基本上是一件袋足鬲。居址中还发现一处窖藏,出土鼎、瓿等三件青铜礼器。从以袋足鬲为主的现象看,碾子坡早期遗存有明显的西北戎狄文化特征,但从青铜礼器及陶器尊、罐、盂、簋及葬俗风格看,又与西部羌戎文化系统的晁峪·刘家类遗存、寺洼文化及更早的辛店文化明显有别。从陶器群、埋葬习俗、居址等看,与以沣西地区沣西H18为代表的先周晚期文化一致性最大。如在居址方面,两者均有形制相似的长方形半地穴式和圆形深土窑式房址。在埋葬习俗方面,两者均为覆斗式或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主葬式均为单人直肢葬,其中仰身直肢为主。随葬品中陶器为一鬲或一‘鬲一罐,鬲多为袋足鬲。从陶器看,两者纹饰都以中细绳纹为主,其它纹饰较少,陶器中袋足鬲、瓿、簋、盆、尊、罐等在组合和器物形态上均很接近。从工具看,两者也往往相同,尤其是两者常见的一种近似三角形的石锤斧,较为独特。结合文献汜载,我们认为碾子坡早期遗存可视为先周晚期文化的主要源头。 有学者强调,碾子坡墓地中男女葬式有别,男为俯身直肢,女为仰身直肢,因而可视之为与周代墓葬区别的主要证据。其实,这种现象在偃师商城、殷墟等地商人墓及沣西地区周墓中均有存在,唯周墓中数量少。有学者提出它可能是某种原始宗教信仰的表现,但无论如何,这种现象并不为碾子坡遗存所独有。 晚段以壹家堡第三期和岐邑范围内先周晚期早段文化,如贺家M49、M7、M27等为代表,时间约在殷墟三期偏早时期。本段文化面貌有郑家坡类遗存的因素,如麦粒状绳纹、方格纹、折肩罐等。 商文化京当类型一郑家坡类遗存 商文化京当类型在周原一带的典型遗址和墓葬包括周原岐邑范围内的白家窑墓葬、贺家早期墓、王家嘴早期遗址、京当窖藏、壹家堡一期遗存等,其时代跨度从二里冈上层至殷墟二期早段。文化面貌以具有较典型的商文化特征的陶器和铜器占主流,如折裆鬲、假腹豆、罐、大口尊等,另外也有—‘些地方特色,如联裆鬲、折肩罐、大盘豆等。还有少量袋足鬲,似是西部早期刘家类遗存文化因素影响的产物。从典型商文化因素占主流的情况看,京当类型当是受商王朝控制的一支文化。在京当类型分布区以西的宝鸡地区仅见刘家、晁峪类遗存,迄今未见商文化遗存。可见京当类型是殷商在西部的最远前沿,支持它的势力后盾当是以耀县北村、西安老牛坡等遗存为代表的商文化势力,当时受到商文化影响或某种程度控制的文化遗存在西部还有碾子坡遗存,碾子坡早期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礼器鼎、瓿和陶尊、簋等暗示了这一信息[93]。 商文化势力因某些原因在殷墟二期日才退出关中西部。从考古材料看,北村遗址商文化在此时中断,代之而起的是淳化等地出现的北方青铜文化。在周原、武功一带,则出现郑家坡类遗存。本文的郑家坡类遗存与过去学界常提的郑家坡文化或郑家坡类遗存不同,我们提出的郑家坡类遗存是指以郑家坡遗址早期为代表的遗存,其它代表性遗址有壹家堡二期、岸底早期遗址。如前所述,郑家坡、岸底中晚期遗存归属沣西—斗鸡台类遗存的大的先周文化范畴。 郑家坡类遗存陶器的主要特征是褐色陶、麦粒状绳纹、几何印纹,陶器群包括联裆鬲、折肩罐、盆、簋、豆、尊、瓮、甗等。居址中也出土少量袋足鬲,似是西部文化影响的结果。 从文化面貌看,淳化等地的北方青铜文化具有明确的来源,其在关中北部的出现,是其势力南下的反映。那么,漆水下游一带的郑家坡类遗存的前身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但迄今未能解决,只是被以郑家坡遗存一联裆鬲一先周文化这样模式化地解释。我们注意到,商文化京当类型中已经包含了郑家坡类遗存的代表性器物群和纹饰,如联裆鬲、折肩罐、大盘豆、尊及麦粒状绳纹、几何印纹等,这是迄今所见地层明确的最早的郑家坡类遗存文化因素。壹家堡一、二期间不管文化归属如何不同,在主要器物联裆鬲、折肩罐上是一脉相承的,演变轨迹清楚。郑家坡类遗存联裆鬲的裆部虽已是联裆,与商式鬲不同,但有些联裆鬲的口沿仍保留了商式鬲方唇的特征,同类现象在圆肩罐上也有表现。以壹家堡一、二期为例,从陶色看,两者相差不大,纹饰上两者均以麦粒状绳纹为主,条索状绳纹次之,几何形印纹较多。麦粒状绳纹是商文化陶器上最具代表性的纹饰,与周人的浅细绳纹明显不同。大约在郑家坡类遗存受到周人文化的影响后,麦粒状绳纹才迅速被浅细绳纹代替。几何形纹也明显是商文化因素,有学者就北村遗址与郑州商城的这类印纹做过比较研究,认为两者明显相似或相同[94],而郑家坡类遗存的纹饰又多与北村的相似或相同。从铜器看,现知郑家坡遗址出土的早期青铜器与殷商文化同类器一致。这些相似性可以有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多组文化因素的结合,其中一组文化因素来自某一支独特的文化,即较纯的有独特文化特征,有一定区域,与商文化至少并行,甚至更早的,分布于漆水流域及其附近的一支古文化,它可能是郑家坡文化的前身。但从现有考古发现看,商文化京当类型与郑家坡类遗存的分布区基本一致,从现知年代和地层关系看,郑家坡类遗存晚于京当类型,迄今尚未见到与京当类型同时或更早的典型郑家坡类遗存。另外,关中中东部此时已是明确的商人文化区,西部和北部是晁峪·刘家类遗存和碾子坡类遗存分布区,因此,如果有一支早期郑家坡类遗存存在的话,它的生存空间也是极有限的。由此推测。在周原以东及漆水下游一片不大的区域内能否较长时期地共存两种文化,或者是否有一支独特的文化存在,是值得怀疑的,至少需要有确凿的考古学证据,这是今后需要做的I作。 另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是,随着商人政治军事影响退出关中西部,京当类型先民得以自由发展,自身特征逐渐强化。京当类型有别于商文化的一些因素后来得到强化,形成了有特色的郑家坡类遗存。这些文化因素可能来源于自己的创造,也可能是受到现尚不清楚的早期某周边文化的影响,这是今后应重点探索的课题。 郑家坡类遗存后来又与其它文化接触,互相影响,不仅吸收了一些新因素,如细浅绳纹、袋足鬲、几何纹骤减,而且电将联裆鬲、几何印纹等文化因素融入别的文化中。 从商文化陶器在关中地区的发展规律看,将郑家坡类遗存视为商文化京当类型的延续也是可能成立的。老牛坡墓地所出陶器能明显地看出由早期商式鬲向地方特色的联裆鬲演变的趋势,如标本M40:l,口沿为商式,裆则是联裆,与壹家堡二期鬲H25:3相似。老牛坡墓地相当于殷墟时期的墓葬基本只随葬联裆鬲和折肩罐,与北吕等地先周墓相同,而与殷墟典型商人墓葬不同。这一现象为我们认识早期商文化陶器在关中地区的演变趋势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除非我们否定老牛坡遗存属商文化范畴。 从分布地域看,郑家坡类遗存集中分布于漆水下游地区[95],其中心区如郑家坡、岸底遗址的先周晚期遗存基本上保持了这一文化的延续性。周原附近的壹家堡则与其它文化发生接触,互有进退,显示出它分布的西部边缘地带在这一带。周原岐邑范围内更呈现出文化的复杂性,既有以袋足鬲为特征的文化因素,也有以联裆鬲为代表的文化因素,前者更为引入注目。我们认为,研究先周文化必须先辨识姬周文化的面貌,而欲认识姬周文化的面貌则应以古公直父迁岐后周人政治文化中心——岐邑一带商代晚期后段的主要文化特征为标准。 综合上面分析,我们认为,郑家坡类遗存是商文化京当类型的延续。据文献记载,古公亶父迁岐之后,周围多有小国归附,即“他旁国”。郑家坡类遗存很可能即是归附于周人的某“他旁国”。由于文化的传承性、保守性及周人的兼容、吸纳、联盟的政治文化政策,这一文化在一段时期内较多地保存丁原文化特征,并对周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我们认为这也正是漆水下游一带先周晚期文化面貌较为独特,与周原、沣西地区有一定差别的原因所在。周人能在岐下立足,并迅速发展起来,似与这支文化的支持有关。周人能得到它的支持,可能与此前他们均受到商文化的影响,彼此比较接近有关。 从商文化京当类型——郑家坡类遗存的发展过程看,我们认为,从文化面貌看,它从早到晚在考占学文化特征-卜有传承性。从政治角度看,其在关中西部这一多文化舞台上则与其它势力不断组合,首先主要受商文化影响,为其一地方类型。商文化势力东去后,其曾相对独立发展,后来又融入先周文化之中。这种政治关系的变化,对其文化面貌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如将上述几大类遗存进行比较,它们的区别是明显的。除分布区域不同外,各自还有一些突出特征。其中沣西—斗鸡台类遗存时代最晚,地域上覆盖了其它三类遗存分布区,文化面貌也包含有其它三类遗存的因素。碾子坡类遗存中不见晁峪·刘家类遗存的鼓腹罐、偏洞墓及其独特的葬俗,不同于郑家坡类遗存以联裆鬲为主,麦粒状绳纹和几何印纹突出,褐陶和黑皮陶多见的文化特征。郑家坡类遗存与晁峪·刘家类遗存在陶器组合、葬俗方面的区别也很明显,如前者少见后者的袋足鬲、鼓腹罐、细绳纹、偏洞墓、多件陶器随葬等特征,后者少见或不见前者的盆、豆、瓮、甗、尊、麦粒状绳纹、几何印纹、仅随葬一鬲或一鬲一罐的土坑竖穴墓等。 2.各类遗存时空框架的构建 通过前面对各类遗存的划分和年代确定,我们可以对以上几类遗存间的时空关系构建一个初步的框架,并推测商代晚期关中西部政治局势的演变。 晁峪·刘家文化主要分布于周原以西的宝鸡地区,时代下限在先周晚期,上限现不清楚,似存在了较长一段时间。商文化京当类型曾见这类文化的袋足鬲,在殷墟二、三期间,因商人势力东退,该文化势力曾一度东进到周原。 在关中西部,二里冈下层时期,商文化进至耀县、西安一线;二里冈上层时,势力最西已达周原一带,并形成京当类型。商人的势力和文化影响在关中西部存在至殷墟二期,其间,商文化还对泾水上游的碾子坡类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关中北部顶住了北方青铜文化的南下。至殷墟二期时,商人势力退出关中西部,在西安以东,形成独具特色的老牛坡类型;在关中西部,则演变出郑家坡类文化。关中北部,北方青铜文化也一度乘虚南下,对当地文化产生压力。 碾子坡文化早期集中分布于泾水中上游地区,并受到商文化的影响。后出现于周原一带,并与当地多种文化发生关系。 以上三种类型的文化分布地域不同,但在一段时间内曾共存于关中西部这一大的区域内,彼此为邻,并互有影响。 先周晚期文化在时间上晚于以上各文化,地域上覆盖了以上三种文化的全部分布区,在关中西部形成一个文化面貌较统一的文化分布区,并呈一种扩张态势,文化内涵则呈现多元性,多种早期文化的因素融汇其中。从这些文化因素中,尚能见到其源头文化的特征。也就是说,这一文化还处于形成过程中,尚未定型。 3.几类遗存间部分文化因素相似的现象及其原因推测 壹家堡一期商文化遗址中出现了多件属晁峪·刘家文化系统的袋足鬲,如标本T23⑤:48等。郑家坡类遗存中也有刘家文化系统的袋足鬲,如壹家堡T11⑦出土的—一件袋足鬲,郑家坡遗址早期文化单位H35中也出有形制较早的袋足鬲[96]。刘家墓地则出有郑家坡类遗存常见的小口折肩罐。碾子坡早期居址中出土的小口罐、敛口瓮、盆、尊、方唇联裆鬲等与郑家坡类遗存同类器物相似,仅在口沿等细部有所区别,这与两者在青铜礼器上均为商式特征一致。虽然碾子坡类遗存以袋足鬲居多,而郑家坡类遗存以联裆鬲为多,但彼此也互见,如碾子坡H13l:74方唇联裆鬲与壹家堡H25:3相似。 沣西—斗鸡台类遗存明显包含以上二类文化因素,如联裆鬲、袋足鬲、双耳罐、鼓腹罐、折肩罐、圆肩罐、盖、簋等及细绳纹、麦粒状绳纹、几何印纹。 这种部分文化因素的相似现象反映了两种可能性:若各文化彼此同时,则可能是文化间相互影响,文化因素传播的结果;若各文化间有早晚之别,则可能反映的是一种文化继承关系。结合前面对关中西部商代后期各文化遗存时空框架的认识,我们认为,晁峪·刘家类遗存、碾子坡类遗存及郑家坡类遗存间某些文化特征的相似性,反映的是彼此因相邻而处而发生的互相影响。沣西—斗鸡台类先周晚期文化遗存与这三类遗存间部分文化特征的相似,反映的应是晚期文化对早期文化的吸收和继承。碾子坡类遗存和郑家坡类遗存之间共性较多,则可能与两者同受商文化影响控制而彼此交往更密切有关。五、文化遗存的族属认识 前面我们已经推断,晁峪·刘家类遗存是姜戎文化,郑家坡类遗存是商文化京当类型裔续,那么,碾子坡类遗存就很可能是姬周文化。 除了排它法外,我们还用文化因素追溯法,由已知的先周晚期文化前推未知的先周早期文化,同时考虑到与文献记载的符合,并参照我们在前面提出的几个前提。 学者从房屋形制、陶窑结构、陶器组合、形制、纹饰、陶质以及墓葬形制、埋葬习俗、随葬品组合等多方面进行分析比较,认为碾子坡类遗存与以斗鸡台、沣西早期遗存为代表的先周晚期文化最接近,有一脉相承的关系[97]。我们认为这些分析是有道理的,在此不再重复。1997年沣西发掘的先周晚期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子与碾子坡同类房子形制相似,亦可为证。 碾子坡类遗存在周原一带的分布应是岐邑范围内的先周晚期早段遗址和墓葬以及壹家堡三期遗存,其时代似在古公迁岐之初。固人到周原后,很快与西部以晁峪·刘家类遗存为代表的羌戎文化和以郑家坡类遗存为代表的东部当地文化结合,迅速强大起来。这与文献记载的周人居豳及居豳时的戎狄化倾向,迁岐和迁岐后的贬戎狄之俗,姬羌联盟政策等均不矛盾。 从沣西H18等一批遗存的文化面貌看,先周晚期文化确是一种混合型文化,既有来自羌戎文化系统的带耳鼓腹罐、直口甗及偏洞墓,又有来自郑家坡类遗存的联裆鬲、小口罐、敞口甗、圆肩罐及几何印纹装饰风格等,还有与碾子坡风格相近的袋足鬲、大口尊、敛口瓮、大口罐、盆、浅细绳纹装饰风格和埋葬习俗。 在先周文化的讨论中有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即认为先周晚期联裆鬲多,西周初期联裆鬲更多,而袋足鬲消失,由此认定联挡鬲必代表姬周文化。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西周初期以后,袋足鬲系统的陶鬲并未消失。只是被模制的分裆鬲代替了。其次,新技术的传入,工艺技术的改进肯定会影响器物种类的兴衰更替。再次,正如前文所论,周文化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吸收各种新文化,不断丰富改变自身文化以适应新环境的过程。文化本身就是人类不断适应环境的产物,这一点可以从西固文化中大量商文化因素的存在得到证明。另外,文化是一个多种文化因素的综合体,因此,以一种陶器的有无多少为主要依据来认定某种古代族属文化并追寻其历史,而不综合考虑其它因素,其结沦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由碾子坡类遗存再进一步向前追寻先周艾化的源头,门前的条件还不成熟。认为先周文化来自客省庄二期文化,或来自齐家文化,或来自光社文化的观点,均是假说,迄今似无令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 六、关中西部商后期政治形势演变推论 基于前文对关中西部各类文化遗存的时空框架建构和文化属性的推断,我们可以对关中地区商代后期的形势演变和周人的兴起做一大致推论。 大约在商代二里冈下层时,商人势力进至铜川、西安一线,至二里冈上层时,商人势力更进至周原,并在此形成一支商文化的地方类型——京当类型。这一类型文化以商王朝为后盾,同西部的羌族部落在周原一带对峙,彼此有战有和,文化上彼此互有影响。商人在关中西部与羌人对峙的同时,在关中北部则与北方青铜文化(可能是文献中的鬼方、俨狁等戎狄部落)对峙,阻止了其南下。其间商人与具有羌戎文化色彩的周人发生关系,并控制了周人部落,在文化上给予后者以很深的影响,在政治上可能给予一种保护与支持。武丁时期卜辞中较多记载的与周侯的战和关系大约反映的即是这一情况[98]。商势力的存在大致维持了各种族势力布局的平衡稳定。至殷墟二期时,商人势力因某些原因退出了关中西部。武丁以后,殷墟卜辞中关于周的记载极少,可能与商人失去与周人的联系有关。商人势力的退出,使关中西部各支文化的稳定局势失去了有力的维持力量,各种势力在这一舞台角逐,争夺控制权。北方青铜文化乘机南下至淳化一带,西部羌戎势力东进至周原。原在周原、武功一带商文化京当类型先民的后裔退守于漆水下游一带,周人因失去商人的支持保护,被南下、东进的戎狄部落所逼迫。周人与郑家坡类遗存先民均与商文化有特殊关系,彼此在文化、政治上关系密切。《史记·周本纪》载周先祖公刘时,“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说明两地之间早有来往。因此,周人南下寻求避难立足之地成为可以理解的一种选择。此时,周原一带是各种势力的交接之处,没有一种势力在此形成稳定的控制,所以周人方能乘虚而入,立足周原。在此地,周人首先得到了东南边的以郑家坡类遗存为代表的“他旁国”的支持。又因为周人与羌戎文化系统的天然联系,便很快与西部的羌戎部落结成联盟。经过数十年的励精图治,屏弃自己落后的、不适应新环境的部分文化习俗,广泛接纳吸收各种新的文化,迅速崛起。至季历时,周人势力已遍及关中西部、陇东一带,向北击退了南下的北方青铜文化,游化、耀县、长武、彬县一带重又回归周人的控制。《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这些记载可能即是周人向北扩张的反映,它与考古发现可互相呼应。周人扩展、巩固了其在西部、北方的统治后,开始东向翦商,至武王灭纣,建立西周王朝。七、结 论 一、在探索先周文化时,首先应对有关文献记载进行认真分析,去伪存真,既不可盲目全信,也不可一概排斥。 二、应以古公亶父迁岐后周人活动中心区,即周原一带的文化面貌作为识别文王迁丰之前先周文化面貌的基准。 三、一个文化由多种文化成分构成。仅以联裆鬲作为判断先周文化的基准,是不全面的,不可取的,应注重陶器的组合及形制变化。 四、任何一种文化都并不纯粹,都包含来自周边各个文化的因素。先周文化亦不例外,迁岐后的先周晚期文化不仅包括姜戎文化因素,还包括了商文化京当类型、北方青铜文化诸因素。 五、联裆鬲和袋足鬲最主要的差别是制造工艺的不同。进入西周之后,袋足鬲因制作工艺的改变而衍生为分裆鬲。因此,不能以袋足鬲的消失作为它不是先周文化因素的理由。 六、郑家坡类遗存可能是商文化退出关中西部地区后,由商文化京当类型衍生而成的一种文化遗存。随着周人迁岐后的势力扩张,被并入周人势力,其文化因素也随即被周人所吸收,并构成先周文化晚期遗存的组成部分。其联裆鬲似是由京当类型的陶鬲衍生出来的,将其视为先周文化早期便已具备的传统器类的观点并无确凿的证据。 七、存在于商代晚期的先周文化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碾子坡早期遗址和墓葬为代表,晚期以周原地区、宝鸡斗鸡台、沣西等先周文化遗存为代表。郑家坡一岸底中晚期遗存也町包含其中,但它应是迁岐后随着周人势力扩张而并入周人势力范围的、原与商人具有密切关系而与羌戌系文化相对疏远的人群集团,可能不是姬周文化的主干。注 释:[1] 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及《图说》(1954年中国科学院版)。[2] 石璋如:《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历史浯言研究所集刊》二十本下册,1919年。[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户县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占》1962年6期;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4期;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长安沣西早周墓葬发掘纪略》,《考古》1984年第9期。[4]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刘家羌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7期。[5] 陕西省博物馆等:《陕西岐山礼村附近周遗址的调查和试掘》,《文物资料丛刊》2。[6]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l期。[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武功岸底先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8) 北京大学考古系:《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1期。[9] 韩伟、吴镇烽:《凤翔南指挥西周墓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2年4期。[10] 宝鸡市考古队:《宝鸡市纸坊头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89年5期。[12] 罗西章:《北吕周人墓地》,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13]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崇信于家湾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l期[14] 邹衡:《再论先周文化》,《周秦汉唐考古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88年。[15] 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6] 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17] 同[14]。[18] 田仁孝、张天恩、雷兴山:《碾子坡类型刍议》,《文博》1993年3期。[19] 张天恩:《先周文化早期相关问题浅议》,《西周史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20] 刘军社《论碾子坡文化》,《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 出版社,1998年。[21)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7期。[22] 尹盛平、任周芳:《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7期。[23] 刘军社:《郑家坡文化与刘家文化的分期及其性质》,《考古学报》1994年1期。[24] 最早提出周文化是继承龙山时代客省庄二期文化而来的假说见徐锡台先生《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 的探索》,《文物》1979年10期。[25] 牛世山:《试论周文化的渊源》,《考古与文物》2000年2期。[26] 张长寿、梁星彭;《关中先周青铜文化的类型与周文化渊源》,《考古学报》1989年1期。[27] 李峰:《先周文化的内涵及其渊源探讨》,《考古学报》1991年3期。[28] 陕西考古所泾水队:《陕西邯县下孟村遗址发捆简报》,《考古》1960年1期。[29] 胡谦盈:《试谈先周文化及相关问题》,《考古学研究——纪念夏鼐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89年。[30] 胡谦盈:《姬周族属及其文化探源》,《亚洲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31] 胡谦盈:《太王以前的周史管窥》,《考古与文物》1987年1期。[32] 卢连成:《扶风刘家先周墓地剖析——论先周文化》,《考古与文物》1981年2期;卢连成:《先周文化及 周边地区的青铜器文化》,《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33] 岑仲勉:《汉族——一部分西来之初步考证》,《西周文吏沦丛》,商务印书馆,1958年。[34] 同[31]。[35] 徐良高:《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36] 同[14]。[37] 同[15]。[38] 同[26]。[39] 徐良高:《夏商周关系的考古学探索的几点思考》,《先秦史研究动态》1995年2期。[40] 同[14]。[41) 同L15]。[42] 同[26]。[43] 胡谦盈:《姬周陶鬲研究》,《考古与文物》1982年l期。[44] 徐锡台:《陕西长安户县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1962年6期。[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甘肃庄浪县徐家碾寺洼文化墓葬发掘纪要》,《考古》1982年 6期。[46] 卢连成:《宝鸡竹园沟等地西周墓》,《考古》1978年5期。[47] 南玉泉、郭晨辉:《寺洼一安国系统陶鬲的序列》,《文物》1987年2期。[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2期。[4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4 期。[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长安沣西早周墓葬发掘纪略》,《考古》1984年9期。[51] 宝鸡市考古队:《宝鸡市纸坊头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89年5期。[52] 张天恩:《高领袋足鬲的研究》,《文物》1989年6期。[53] 同[8]。[54] 孙华:《关中商代诸遗址的新认识——壹家堡遗址的意义》,《考古》1993年5期。[55] 同[11]。[5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57] 同[4]。[58] 同[32]《考古与文物》文。[59] 刘宝爱:《宝鸡发现辛店文化陶器》,《考古》1985年9期。[60] 高次若等:《宝鸡高家村发现刘家文化陶器》,《考古与文物》1998年4期。[61] 同[54]。[62] 同[6]。[63] 同[12]。[64] 同[1]。[65] 同[10]。[66] 同[9]。[67] 同[5]。[6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岐山贺家村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l期。[69]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1期。[70] 罗西章;《扶风白家窑水库出土的商周文化》,《文物》1977年12期。[71] 王光水:《陕西省岐山县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77年12期。[72]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73] 同[69]。[74] 梁星彭:《壹家堡商周遗存若干问题商榷》、《考古》1996年l期。[75]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等:《1984年陕西耀县北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2期。[76] 同[54]。[75]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6期。[77] 西安半坡博物馆、蓝田县文化馆:《陕西蓝田怀真坊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3期。[76] 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址调查与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3期。[78] 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5期。[79] 同[32]《考古学研究》文。[80] 吕智荣:《试论陕晋北部黄河两岸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及有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 版社,1987年。[81]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索》,《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年。[82] 同[78]。[83] 贺梓城:《耀县发现一批周代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1期。[8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彬县断泾遗址发捆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1期。[85] 王桂枝:《宝鸡下马营旭光西周墓清理简报》,《文博》1985年2期。[86] 曹发展、景凡:《陕西旬邑崔家河遗址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4年4期。[87] 同[13]。[88] 乔今同:《平凉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2期。[89] 同[23]。[90] 李水城:《刘家文化来源的新线索》,《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 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91] 牛世山:《刘家文化的初步研究》,《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 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92] 田仁孝等:《碾子坡类型刍论》,《文博》1993年6期。[93] 胡谦盈:《商周关系和先周文化中的商文化因素管窥》,《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 社,1998年。[94] 徐天进:《试论关中地区的商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95]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关中漆水河下游先周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6期。[betway88 ,96] 同[52]。[97] 同[26]、[27]、[29]。[98]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本文曾发表于:《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

基本信息:

表 一

作者:宋江宁

斗鸡台类型

出版社: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郑 家 坡 类 型

出版时间:2018年3月

遗 址岸 地底 点分 段

版次:1

宝鸡斗鸡台

印刷时间:2018年3月

凤翔西村

印次:1

岐山贺家

ISBN:9789864853984

扶风刘家

内容简介:

扶风北吕

  关中地区作为西周王朝建立前的根据地和之后的统治核心区,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对这一地区商代的考古学遗存进行研究,分析其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形成过程与发展水平,进而探讨关中地区的最终崛起就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作者首先回顾了以往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全面的社会史视角和关中区域社会的核心概念,指出正是从四邻地区持续迁入的各类考古学遗存才造就了关中社会这个实体,而这个实体内部也在持续进行着交流与互动。

扶风壹家堡

目录

武功岸底

第一章 绪论 1

礼泉朱马咀

 一 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简史 1

长安沣西

 二 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6

耀县丁家沟

 三 本文的理论、目标、方法与资料 8

 四 相关问题说明 9

上编 考古学遗存时空框架的建立 11

第二章 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12

 第一节 对几个问题的认识 12

 第二节 主要遗址的分期与年代        20

第三章 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遗存的分类 72

下编 区域视野中的关中社会 95

第四章 文化视野中的关中社会 96

 第一节 关中以东地区 96

 第二节 关中以北地区 105

 第三节 甘青地区 109

 第四节 陕南地区 112

 第五节 关中地区 114

 第六节 关中地区文化面貌的形成过程 133

第五章 经济视野中的关中社会 135

 第一节 关中以东地区 135

 第二节 关中以北地区 138

 第三节 甘青地区 140

 第四节 陕南地区 140

 第五节 关中地区 142

 第六节 关中地区经济面貌的形成与特点 149

第六章 社会视野中的关中社会 152

 第一节 关中以东地区 152

 第二节 关中以北地区 155

 第三节 甘青地区 155

 第四节 陕南地区 156

 第五节 关中地区 157

 第六节 关中地区的社会状况 166

第七章 对关中区域社会的理解 170

注 释

 一 二里头时期和商代关中地区考古遗存的独特性 170

5

 二 关中地理结构的独特性 170

33

 三 区域社会中的关中社会 171

42

 四 周灭商的社会考察——第六期时关中地区的文化、经济与社会 173

16

 五 对西周建国后“疆以戎索”政策的影响 174

81

 六 余论——本文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工作的建议 174

17

参考文献 176

24

后记 189

75

图表目录

78

 图2-1 北村遗址出土陶器 21

77

 图2-2 老牛坡遗址出土陶器 25

←南 北→

 图2-3 壹家堡遗址第二期与沣西H18陶器对比图 27

表 二

 图2-4 岸底遗址出土陶器 29

郑 家 坡 类 型

 图2-5 周原遗址出土陶器 32

斗 鸡 台 类 型

 图2-6 碾子坡遗址出土陶器 35

遗 址岸 地底 点 分 段

 图2-7 异型高领袋足鬲 36

杨陵徐东湾

 图2-8 羊元坊遗址出土陶器 37

杨陵柴家咀

 图2-9 老堡子遗址出土陶器 37

武功郑家坡

 图2-10 朱马嘴遗址第一期与北村遗址第二期陶器对比图 38

武功黄家河

 图2-11 朱马嘴遗址第二期、北村遗址第三期与老堡子遗址陶器对比图 39

武功岸底

 图2-12 老牛坡遗址第三四期与北村等遗址陶器对比图 41

岐山贺家

 图2-13 南沙村遗址出土陶器 47

淳化史家塬

 图2-14 赵家沟遗址出土陶器 47

长武下孟村

 图2-15 郑家坡遗址出土陶器 48

崇信于家湾

 图2-16 断泾遗址出土陶器 49

庆阳巴家咀

 图2-17 孙家遗址出土陶器 50

 图2-18 枣树沟脑遗址出土陶器 52

 图2-19 刘家墓地出土陶器 55

 图2-20 王家嘴墓地出土陶器 56

 图2-21 贺家墓地出土陶器 57

 图2-22 白家窑水库出土陶器 57

 图2-23 史家塬遗址出土陶器 58

 图2-24 园子坪遗址出土陶器 58

 图2-25 蔡家河遗址出土陶器 59

 图2-26 黑豆嘴与赵家庄遗址出土和采集陶器 60

 图2-27 高家村墓地出土陶器 61

 图2-28 周公庙遗址出土陶器 62

 图2-29 斗鸡台遗址出土陶器 63

 图2-30 北吕遗址出土陶器 64

 图2-31 西村墓地出土陶器 65

 图2-32 纸坊头遗址出土陶器 66

 图2-33 丰镐遗址出土陶器 67

 图2-34 旭光、林家村和峪泉墓葬陶器 68

 图2-35 姬家店等遗址出土陶器 70

 表2-1 关中地区商代遗址分期 70

 图3-1 关中地区第一期遗存分布图 72

 图3-2 第一期老牛坡类型墓葬 73

 图3-3 关中地区第二期遗存分布图 75

 图3-4 关中地区第三期遗存分布图 75

 图3-5 第二期北村类遗存墓葬(北村M3) 76

 图3-6 第二三期京当类遗存墓葬(贺家76-78M116) 78

 图3-7 关中地区第四期遗存分布图 79

 图3-8 第四期老牛坡类遗存墓葬 80

 图3-9 第四期碾子坡类遗存墓葬 82

 图3-10 关中地区第五期遗存分布图 83

 图3-11 第五期王家嘴类遗存墓葬(蔡家河M1) 84

 图3-12 第五期刘家类遗存墓葬 85

 图3-13 第五期纸坊头类遗存墓葬(高家村) 85

 图3-14 关中地区第六期遗存分布图 87

注 释

 图3-15 第六期老牛坡类遗存墓葬 88

32

 图3-16 沣西类与贺家类遗存墓葬 90

32

 图3-17 第六期郑家坡类遗存墓葬(北吕) 91

32

 图3-18 第六期纸坊头类遗存墓葬 92

29

 图3-19 第六期枣树沟脑类遗存墓葬(断泾) 93

24

 图3-20 第六期碾子坡类遗存墓葬(碾子坡) 93

42

 图4-1 关中周边地区各类遗存典型遗址分布图 97

82

 图4-2 商文化卜骨整治资料 99

57

 图4-3 商前期东下冯类型商文化陶器 101

57

 图4-4 东下冯类型墓葬(垣曲商城) 101

34

 图4-5 商前期白燕类型陶器 102

表一、表二 部分先周文化遗址的时代与相对位置 (△表示有相当于该时期的遗存)

 图4-6 商后期杏花类型陶器 103

 图4-7 杏花类型墓葬 104

 图4-8 李家崖文化陶器 107

 图4-9 李家崖文化墓葬(薛家渠M1) 107

 图4-10 西坬渠类遗存陶器 108

 图4-11 甘青地区陶器 110

 图4-12 甘青地区墓葬 111

 图4-13 甘青地区墓葬随葬装饰品 111

 图4-14 宝山文化陶器 113

 图4-15 关中东部二里头时期老牛坡类型陶器 116

 图4-16 关中西部二里头时期陶器 116

 图4-17 第一期老牛坡类型铜器 118

 图4-18 第二、三期老牛坡类遗存铜器(姜河遗址出土铜鼎) 120

 图4-19 第二、三期北村类遗存铜器 121

 图4-20 第二、三期京当类遗存铜器 123

 图4-21 赵家沟类与京当类遗存中的花边鬲 123

 图4-22 第四期老牛坡类遗存铜器 124

 图4-23 第四期郑家坡类遗存铜器 126

 图4-24 第四期郑家坡遗址卜骨(H9:10) 127

 图4-25 第四期碾子坡类遗存与杏花类型、宝山文化铜器 127

 图4-26 第五期刘家类遗存铜器 129

 图4-27 黑豆嘴类遗存铜器和金器 130

 图4-28 第六期沣西类与贺家类遗存墓葬铜器 131

 图4-29 第六期郑家坡类遗存铜器 132

 图4-30 第六期枣树沟脑类遗存铜器和金器 133

 表2-1 关中地区商代遗址分期 70

 表3-1 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遗存的种类 94

 表5-1 各遗址出土农业生产工具统计表 144

 表5-2 各遗址出土渔猎工具统计表 145

 表5-3 老牛坡遗址和碾子坡遗址骨器统计表 146

 表5-4 各遗址出土纺轮统计表 146

 表6-1 老牛坡遗址第四期墓葬等级统计表 160

 表6-2 关中地区第一期各遗址出土兵器统计表 166

 表6-3 关中地区第二三期各遗址出土兵器统计表 167

 表6-4 关中地区第四五期各遗址出土兵器统计表 167

 表6-5 关中地区第六期各遗址出土兵器统计表 169

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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