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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寻迹得鱼,无始无终

浏览次数:138 时间:2019-09-29

说陶话彩(7) 

摘要: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浪潮,以它所在的晋、陕、豫一带的中心区作为源头,波及东南西北四方。庙底沟文化还对长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强大的推力,在那里也发现了同样传统的彩陶遗存。庙底沟彩陶向西向南的传播,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随着彩陶的播散,我们看到了一种大范围的文化扩展,这种扩展的意义与作用,大大超过了彩陶自身。

说陶话彩(8)  

说陶话彩(2)

    ——彩陶鱼纹的变异之一

关键词:彩陶;纹饰演变;庙底沟文化;传播

    ——庙底沟文化彩陶构图中的二方连续原则

     ——说说庙底沟文化遗址出土的鱼纹彩陶

    我们知道在半坡文化彩陶中,鱼纹是一个很流行的纹饰主题。彩陶上有很多全形的鱼纹,但也发现有一些特别的鱼纹,这其中有无头的鱼纹,也有无身的鱼纹。最特别的是那些无头的鱼纹,鱼头在图案上没有了,不知道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其实这种无头鱼纹彩陶,在庙底沟文化中也有一些发现,原本应当有的鱼头失踪了,但在鱼头的位置出现了新的图形,它们取代了鱼头。这样的一些图形虽然出现在鱼头的位置,但明眼看来却并不是鱼头,不过这类图形后来又独立成纹,不再与鱼身共存,为我们研究鱼纹的变化指示出一条隐蔽的线索。

庙底沟文化彩陶奠定了中国史前艺术发展的基础,也是史前艺术发展的一个顶峰。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四周播散,开创了一个灿烂的彩陶时代。在与庙底沟文化同期的周围诸考古学文化中,都发现了彩陶,这些彩陶受到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庙底沟文化扩散与传播的表现,不仅是彩陶纹饰的传播,也表现在彩陶器形的传播,表现为一种高度的文化认同。庙底沟文化彩陶在播散出去的过程中,有传承,也有变改。有时这种改变虽然在形式上比较明显,但在纹饰构图上却能看出一脉相承的联系,表明庙底沟文化彩陶影响之深远。周边文化在接纳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人时,除了直接地传承以外,也适当作过一些变改。我们由这样的改变可以看到,彩陶在形式上略有区别,但内涵是相同的,这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随着彩陶的播散,我们看到了一种大范围的文化扩展,这种扩展的意义与作用,其实大大超过了彩陶自身。

    从艺术形式上考察,庙底沟文化彩陶有一些明确的特征,二方连续式构图就是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纹饰无休止地连续与循环,表现出一种无始无终的意境,这是庙底沟文化彩陶最基本的艺术原则,这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在史前构建的一个坚实基础。
    由纹饰的组织和构图规则看,庙底沟文化彩陶主要遵循着这样一条基本形式原则,就是“连续”。这种连续是用重复出现的纹饰单元,在器物表面一周构成一条封闭的纹饰带,这样的构成主要表现为二方连续形式。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构图的流行趋势表现为二方连续式,虽然也发现少量四方连续构图的彩陶,也有一定数量的单体图案彩陶,但二方连续是一个明确的定式。
    二方连续,它是图案的一种重复构成方式,是在一个纹饰带中使用一个形象或两个以上相同的基本图形进行平均而且有规律的排列组合,这种排列组合一般要利用重复的骨骼线作图形、方向、位置、色彩、大小的重复构成,图案是向左右或上下两个方向延伸。连续往往呈现首尾相接的封闭形式,封闭可以是方框形式,也可以是圆环形式。
    庙底沟文化彩陶上的二方连续构图,多数并没有明确的骨骼线作支撑,少数能见到平行线或斜行线,偶尔也有曲线,但这样的曲线一般并不是以骨格线的形式出现,它只不过是一个独立的元素而已。
    彩陶上的纹饰,其实是一种适形构图,它是在陶器有限的表面进行装饰。画工在有限的空间表述一种无限的理念,那二方连续构图就是最好的选择,它循环往复,无穷无尽,无首无尾,无始无终。
    彩陶上作为重复构成的基本图形,绝大多数是线、点、圆、弧、三角、方形等几何形。少见具象与抽象的图形。在陕西华县泉村见到类似蝌蚪形的简单连续图形(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华县泉护村》,科学出版社,2003年),还有似鸟形的连续图形,它们一般都没有太明显的附加纹饰,只是左右等距离排列。还有山西洪洞耿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洪洞耿壁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和陕西扶风案板几处地点见到的那种简化的鱼纹(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陕西扶风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也是作首尾相衔的二方连续方式排列。这是二方连续图案中的散点式排列方式,是最基本的构成形式,只是用一个单位纹样顺着一定的方向有秩序地排列成带状,单位纹样之间没有直接的连接关系,也没有明显的过渡纹饰呼应(图8-1)。从时间上看,这种散点式的二方连续图案属于早期形态,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中早期见到较多,也可以说它是彩陶中的初级二方连续结构。 

    史前彩陶中的鱼纹,大体分为三种样式,一种为具象,写实性很强;一种为变形,介于写实与抽象之间;还一种为抽象,不过是符号而已。我们在讨论时,除去具象的鱼纹,称变形鱼纹为典型鱼纹,抽象鱼纹为简体鱼纹。
    鱼纹彩陶是半坡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陕西地区的不少遗址都有发现。半坡文化的鱼纹分为两类,一类为写实的具象纹饰,一类为变形纹饰。当然还有一些几何形图案被认为是鱼纹演变而成,但一般并不将它们归入鱼纹之列,因为这些纹饰已经看不到鱼的形体特征了。
    过去我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由彩陶而论,以为半坡文化以鱼纹为主要特征,而庙底沟文化是以鸟纹为重要标志。我们这里要说道的是在庙底沟文化中也发现有鱼纹彩陶,而且数量可观。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庙底沟文化存在鱼纹彩陶,不过它们与半坡文化的鱼纹彩陶有明显区别,当然联系也是有的。仔细寻迹,庙底沟文化彩陶中的鱼纹并不少见,这说明鱼纹并不仅仅是半坡人的专宠,庙底沟人其实不仅崇鸟,也非常爱鱼。
    在庙底沟文化中,不仅有鸟纹和鱼纹,也有鱼纹与鸟纹的结合。最著名的自然是汝州阎村出土的那件瓮棺上的“鹳鱼石斧图”,且不论学者们对那图案含义的深入讨论,只说鱼纹与鸟纹同绘一器,就很值得关注了。这样的发现也许只能看成是个案,而且上面的鱼纹也是具象图案,不是我们在此要讨论的对象。我们更关注的,是那些庙底沟文化彩陶普见的变形鱼纹。
    当然庙底沟文化彩陶中写实的鱼纹,其实在西乡何家湾、铜川李家沟、郑州大河村、济源长泉有发现,基本是以写实的方法描绘鱼体,各处构图并不全同,但多用网格线表示鱼鳞,这是比较一致的手法。在垣曲小赵彩陶上见到了最生动的鱼纹,可以算是写实最准确的鱼纹。这些发现虽算不上多,但也不能说是很少,表明庙底沟人对鱼相当关注。
    在华阴南城子、铜川李家沟和陇县原子头,发现了庙底沟文化典型的鱼纹彩陶。庙底沟文化彩陶中这类鱼纹,大体是承续半坡文化鱼纹的绘法,鱼身强调背腹对称构图,涂彩面较大。剪刀形的鱼尾和鱼鳍对称伸展,长长的鱼嘴张开着,大鳃醒目,但鱼目省略不见。其实类似典型鱼纹彩陶片在临潼姜寨的庙底沟文化层中也曾见到过,因为只存留着鱼纹中段,所以过去没有辨识出来。在华县泉护村也有一件鱼纹彩陶,陶片上只见到鱼尾的中段,即原报告所称的“两条平行反向曲形黑彩带”,这黑彩带的一下有双勾线条,是典型的鱼纹绘法,所以可以确定这是一件鱼纹彩陶,可能是简体鱼纹。
    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介于写实与几何形之间的纹饰中,也只有这一种鱼纹最富于装饰性,只是它并不是庙底沟人自己创造的构图(图2-1)。

    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彩陶上,最先发现过无头的鱼纹,有的还是两条并列的鱼身,都没有鱼头,属于半坡文化。鱼身与鱼头的分离,在半坡文化晚期和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特别现象。彩陶上有的鱼纹没有头部,有的鱼纹在鱼身前绘着一些特别的图形。彩陶上的这些奇怪的无头之鱼发现已经不少,虽然可以用频频出现这样的词来描述,但在研究者中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

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如大潮涌动,以它所在的晋、陕、豫一带的中心区作为源头,潮流所向,波及东南西北四方。庙底沟文化彩陶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是一种明确的文化传播。甘肃境内既有仰韶早中期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分布,又有仰韶晚期文化发现,在青海东部也有仰韶中晚期文化遗存发现。由这些发现看,甘肃及青海东部地区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就已经是仰韶文化的分布区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因为地近关中区域,所见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彩陶更是与晋、陕、豫没有明显区别。如大地湾庙底沟文化阶段彩陶中的图案化鱼纹、花瓣纹、西阴纹、单旋纹和双旋纹等,都与中原所见完全相同,难分彼此(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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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中,常常出现在无头鱼纹的鱼头位置上的纹饰,最主要的是一种双瓣花瓣纹与圆盘形组合。如在陕西陇县原子头的一件鱼纹彩陶盆上,双瓣式花瓣纹与中间绘有圆盘形的圆形组合在一起,这组合出现在鱼头的位置,而鱼头却没有绘出。这里也许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加圆盘形的圆形与双瓣式花瓣纹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纹饰组合。

在往更西部区域的传播过程中,彩陶的器形与纹饰基本上没有明显变化,在青海民和县藏族和循化县撒拉族聚居区等地发现的同期遗存,甚至也可以直接划入庙底沟文化系统,这是中原远古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1]。庙底沟文化时期中原文化的强大张力,由这一层面看,表现得非常充分。

    彩陶中的二方连续绘制技术虽然在半坡文化中就已出现,但在庙底沟文化时间提高很快,各式构图陆续出现在彩陶上。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二方连续图案,可以细分为若干类不同的表现形式,有较为简约的简式,有构图繁复的复式,也有一般式和不规则式,可以区别出简单构图与复杂构图两个大类。
    简式二方连续彩陶又分简单纹饰和复杂纹饰两类,都只是同一元素反复出现,中间再没有其他间隔的连接纹饰。这与上面提到的初始形态的二方连续结构是一样的,只是构图元素由抽象形改作了几何形,而且在左右连接上更为紧密一些,也显得更有条理。大量见到的最简单的“西阴纹”,还有横弧形与少见的竖弧形,都属于简单纹饰的简单连接这一类(图8-2)。

    我们也注意到,陇县原子头见到的鱼纹有的头部构图有明显的变化,用一些包括双瓣花的花瓣纹在内的纹饰取代了嘴部,附加的这些纹饰很值得研究。
    当然庙底沟人自己也首创了另一种鱼纹的绘法,这是一种非常抽象的绘法。我将这种鱼纹称为简体鱼纹,它仅存典型鱼纹常见的尾部,身子与头部都已省略,不过前端有一个圆点,大约是用它表示着鱼头。简体鱼纹在山西、陕西和甘肃均有发现,虽然所见数量并不是太多,但它的分布范围却很广。简体鱼纹彩陶在晋南新绛光村、洪洞耿壁有发现,特点是两尾合拢。在陕西的华阴南城子和扶风案板以及甘肃秦安的大地湾见到的简体鱼纹,两尾张得较开一些。
    简体鱼纹的鱼尾明显是取自典型鱼纹,都是剪刀形。这两种鱼纹之间,可能存在着递变关系。不过从典型鱼纹到简体鱼纹的演变,目前还没有见到太明确的中间环节资料,不象鸟纹的演变脉络那么清晰。
    值得提到的是,简体鱼纹早在1926年李济先生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时就有发现,只是因为那块彩陶片过于破碎,所以一直没有被辨认出来。这块彩陶片上的简鱼纹,仅存鱼的身尾接合部,双线勾勒的鱼身轮廓特点明确,可以认定它是鱼纹而不会是其他。从细部特征看,它与大多数典型鱼纹不同,却与华阴南城子的发现相类似,剪刀尾之间的夹角特别小,有较长的细夹缝。但是在陶片上并没有看到应当绘出的鱼鳍,没有鱼鳍那就不会是典型鱼纹,而应当是简体鱼纹。从这个发现看,由典型鱼纹到简体鱼纹之间,还是可以看到一点变化的脉络(图2-2)。

    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形式,将双瓣式花瓣纹与鱼纹连接在一起了。原子头这样的组合,其实也并不是孤例。查秦安大地湾半坡文化彩陶,至少有三件彩陶片绘出了同样组合的纹饰,都是在鱼纹的鱼头位置,绘着有圆盘形的圆形与双瓣式花瓣纹。只是因为陶片过于破碎,发掘者没有将纹饰的原形复原出来。大地湾半坡文化彩陶上见到多例与原子头鱼纹相同的彩陶,这表明这种纹饰组合在半坡文化时期(应当是在末期)就已经出现。

从彩陶纹饰的类比上,我们很容易找到传播的证据。如在青海民和胡李家出土的垂弧纹和排弧纹彩陶,与河南陕县庙底沟和甘肃秦安大地湾所见的同类纹饰非常接近[1]。民和阳洼坡发现一例与圆形组合的叶片纹彩陶[2],叶片较为宽大,圆形中填有十字形(图2)。阳洼坡的发现非常重要,它应当是后来马家窑文化类似纹饰出现的起点。在秦安大地湾遗址后庙底沟文化彩陶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叶片纹变化的轨迹。在一些彩陶上,原来的叶片纹与圆形组合发生了角色互换,圆形增大变成了主要单元,叶片已经明显变成了次要的单元(图3)。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马家窑文化流行的四大圆圈纹的出现。圆圈纹加大了,叶片纹扭曲后变成了圆圈之间连接的纽带,构成新样式的旋纹。马家窑类型流行的旋纹,作为旋心的圆圈纹到半山时期逐渐增大,到马厂时期演变为四大圆圈纹,成为非常流行的主体纹饰。马家窑文化彩陶上旋纹的演变,前期多见旋式四圆圈纹,后期则是折线与四圆圈纹组合或纯四大圆圈纹。马家窑文化前后三期彩陶的中心主题相同,但在构图上有明显的变化,变化的脉络是小圆圈旋纹一大圆圈旋纹一大圆圈纹,最终的构图形式是四大圆圈纹。这是甘青史前彩陶演变的一条主线,叶片纹与圆圈纹组合一旋纹圆圈纹组合一折线大圆圈纹组合一四大圆圈纹,这是黄河上游地区前后相续一脉相承的彩陶纹饰主题元素,也是主要的演变脉络(图4)。过去许多研究者讨论过马家窑文化的来源,认为它是中原仰韶文化在甘青地区的继续和发展,由彩陶的比较看,其实就是庙底沟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只是这种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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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新石器文化中也见到一些双瓣式花瓣纹彩陶,青海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遗址都有发现。所见双花瓣构图与庙底沟文化相似,都是以弧边三角作为衬底,以地纹方式表现。不同的是,叶片都绘得比较宽大,而且叶片中一般都绘有中分线,中分线有时多达三四条(图5)。

    在简单构图的二方连续彩陶中,多瓣花的花瓣纹是最绚丽的,结构也是最严密的,严密得无懈可击。精美的花瓣纹二方连续彩陶在河南陕县庙底沟有集中发现,图案单元有四~六瓣的不同。四瓣式可以看作是双瓣式的扩展,或者可以说就是一正一倒的两排双瓣式二方连续,当然也可以看成是准四方连续图案。五瓣与六瓣式二方连续图案结构奇巧,连绵无隙,是体现庙底沟人艺术素养的代表作(图8-3)。

    很明显,从图案构图的角度来说,简体鱼纹是在借鱼尾表示鱼的全形。如果没有典型鱼纹作观照,我们要将如此简化的图形认定为鱼纹会是很牵强的事。事实上,这类简体鱼纹在20世纪40年代的关中地区考古调查中就已经发现,石璋如先生在调查后的10多年后公布了资料,不过当时并没有辨认出,陶片上只有一外圆点和两个尾尖,即使是现在要看明白纹饰的内容也很难,何况那时连典型鱼纹彩陶都还没有见到(图2-3)。

    到庙底沟文化时期,圆盘形与双瓣式花瓣纹组合更多的是脱离了鱼纹的鱼体,与其他一些元素构成新的组合。而且双瓣式花瓣纹本体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重圈圆形或大单旋纹有时取代了圆盘形图案,形成两种新的组合,但它们与原来的构图依然固守着同样的风格,类似彩陶在豫、陕、甘都有发现。湖北枣阳雕龙碑彩陶上的双瓣式花瓣纹,与中原所见并无二致,它与单旋纹组合,与重圈圆形组合,从构图到布局都没有什么明显改变。处在河套地区的内蒙古清水县庄窝坪和准格尔官地,都见到了双瓣式花瓣纹彩陶。庄窝坪还见到一件深腹彩陶罐,绘双瓣花与重圆组合,以一正一倒的方式排列,与大地湾和雕龙碑见到的同类纹饰非常接近。

四瓣式花瓣纹在甘青地区也有发现,除了秦安大地湾,也见于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遗址。阳洼坡的一例四瓣式花瓣纹,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一纵向的叶片纹,构图与中原庙底沟文化大体相同。胡李家的一例则是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三条平行线,象是扩大了的横隔断。胡李家的另一例四瓣式花瓣纹最有特点,花瓣绘得非常工整,整体作倾斜状,构成一个独立的单元,构图非常标准,与中原的发现没有什么分别。在花瓣单元彼此之间,还采用宽大的叶片纹作连接(图6)。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叶片纹为主的二方连续图案,花瓣纹是组合中的一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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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青地区虽然很少典型多瓣式花瓣纹发现,但变体的纹饰还是有的。在民和胡李家,有类似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六瓣花以独立的单元出现,单元之间有垂直平行线作隔断,纹饰绘得非常工整。在民和阳洼坡,也有这样以单独形式出现的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花瓣中间有垂直平行线将六瓣花分隔为左右三瓣。这样的花瓣纹虽然有了很大变化,而且附加有其他一些纹饰作为组合元素,但在构图的风格还是体现有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图6)。

    在简单二方连续图案基础上生发的一般二方连续图案,在图案元素的选择上并无多大变化,依然是以简洁为主要格调。最明显的区别是结构上有了调整,在图案单元之间增加了一个隔断。这个隔断通常也许只是一块固定形状空白,或方或圆,或者就是两条垂直的平行线,非常简洁。
    复式二方连续图案,是在一般二方连续图案基础上演生出来的。一是有明确的骨骼线支撑,图案单元有时以骨骼线作隔断。二是有两个以上比较复杂的图案单元,图案彼此互为间隔。三是兼有以上两个特点,既有骨骼线作支撑,也有两个以上比较复杂的图案单元。
    在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二方连续图案中,有明确规则的骨骼线支撑的例证并不多。能看出是作为骨骼线出现的彩陶,稍多一些的是那些连续曲线构图的图案,这样的曲线有时还以地纹方式出现。它们其实有时是二方连续图案的主体,上下并没有附加其他明显的纹饰单元。(图8-4)。

    在西乡何家湾和华阴南城子都同时发现过简体鱼纹与典型鱼纹,表明简体鱼纹出现后,并没有完全取代典型鱼纹,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有过共存。南城子的简体鱼纹又是最简的形态,可见两种鱼纹共存的时间不会太短。当然鱼纹的变化也还有另外的模式,也有一种简鱼纹不是简头扩尾,而是大头缩尾。如甘肃正宁吴家坡见到的一例鱼纹彩陶,除了大头还保留一点典型鱼纹的影子外,鱼身鱼尾只存留着一点象征,乍一看还不容易确认它就是鱼纹。
    再作一个简单的统计,发现典型鱼纹的地点有灵宝永泉埠、小常、北阳平、西乡何家湾、华阴南城子,陇县原子头、临潼姜寨和铜川李家沟,发现简体鱼纹的地点有灵宝北阳平、南万村、夏县西阴村、新绛光村、洪洞耿壁、西乡何家湾、华阴南城子、华县泉护村、蓝田泄湖、扶风案板和秦安大地湾。这样看来,鱼纹也是庙底沟文化彩陶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了,过去以为它是半坡文化彩陶独有元素的认识需要作一些修正。在一些典型的庙底沟文化遗址,也发现了鱼纹彩陶,这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事。在河南灵宝的几个地点都见到鱼纹彩陶,由于陶片过于破碎,发现者当初并没有辨识出来。灵宝的鱼纹既有典型鱼纹,如小常和永泉埠所见;也有简体鱼纹,如南万村所见(图2-4)。在北阳平,这两种鱼纹都有发现。豫西发现的这些鱼纹与山西、陕西和甘肃地区所见并无区别。

    我们将圆盘形与双瓣式花瓣纹再分开作些考察。在半坡文化彩陶上已经见到典型的双瓣式花瓣纹。在秦安大地湾的半坡文化彩陶上,见到不少于3例的双瓣式花瓣纹。这时的双瓣式花瓣纹已经是一种定型纹饰了,绘得非常工整,与庙底沟文化的同类纹饰没有明显区别。这表明双瓣式花瓣纹出现很早。将半坡、庙底沟和后庙底沟文化的双瓣式花瓣纹放在一起作比较,三个时期并没有太大变化。而组合型的双瓣式花瓣纹,那些在鱼纹头部出现的双花瓣,庙底沟文化显然也是承续了半坡文化的传统,二者也没有明显不同。而与重圈圆形和旋纹同组的双瓣式花瓣纹,则是在庙底沟文化时期才开始见到,这样的彩陶在后来传播到了外围文化,河套与长江流域都发现了同类纹饰组合。

西部新石器文化中发现的这些史前彩陶,从器形、构图到色彩都非常典型,这些彩陶大多属于庙底沟文化时期,或者具有明显的庙底沟文化风格。器形多为深腹盆类,泥质红陶,多以黑彩绘成。类似彩陶在青海东部乃至腹心地带发现,这表明由中原到西北的彩陶文化通道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便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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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双瓣式花瓣纹,取代鱼头的还有圆盘形纹。我们注意到庙底沟文化彩陶经常能见到一种圆盘形纹,圆盘形纹是一种很重要的纹饰,在过去的研究中注意不够,它甚至还不曾有过一个通行的名称。现在用“圆盘形纹”这个名称,其实并不贴切,暂且这样称呼。所谓圆盘形纹,是在地纹的圆圈中单绘出来的一种图案元素,最常见的是一种飞盘状,一边略平缓,另一面凸起,凸起的一面用色涂实。当然也有的构图有明显变化,如山西夏县西阴村和汾阳段家庄所见,凸起的一面已经不是圆弧形,变成了尖状形,左右伸展如翅,上方有一圆点如鸟首,难怪有的研究者将这图形看做是象形的飞鸟。

由黄河上游地区向南观察,彩陶对南部长江流域影响也非常强烈。由西北到西南,横断山区北部及邻近地区都有一些彩陶发现,从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留下的证据。这表明庙底沟文化彩陶在向西传播的同时,也向南部传播,影响进入长江上游地区。

    两个以上复杂单元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这样的例证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中见到较多。如陕县庙底沟彩陶的旋纹与花瓣纹的组合,花瓣纹与编织纹的组合,还有陕西陇县原子头的菱形与圆点组合,甘肃秦安大地湾的旋纹与圆形组合,都是典型的例子。这样的二方连续图案有时构图繁复,但却见不到骨骼线。
    既有骨骼线作支撑,也有两个以上比较复杂的图案单元,这是庙底沟文化彩陶二方连续图案中最为成熟的一种,也是最能体现绘画技巧的一种。大量的旋纹采用的都是这种结构方式,它们都用斜线兼作支撑和隔断,在主纹大旋纹之外,在斜线上下还附加有其他一些地纹,有单旋纹、圆形、叶片纹等,结构紧密有序,有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作为骨骼的斜线右上斜向多见,如陕县庙底沟、灵宝西坡、夏县西阴村和汾阳段家庄所见(图8-5)。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北面的内蒙古清水河石板遗址也发现了鱼纹彩陶,它也一直没有被辨识出来。石板彩陶上的鱼纹应当属于典型鱼纹,这是很重要的发现(图2-5)。在南方也有重要线索,我们注意到湖北郧县大寺在新近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值得研究的彩陶。纹饰除了大单旋纹以外,还有标准的鱼纹残片。鱼纹虽然典型,陶片因为过于残存,所以发掘者并没有辨认出来。另外枣阳的枣阳雕龙碑也见到一例鱼纹彩陶片,纹饰仅存半尾,不能判断是典型鱼纹还是简体鱼纹,暂作典型鱼纹看待,这是庙底沟文化风格鱼纹分布的南限(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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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近年的发现研究,黄河彩陶文化明确传播到嘉陵江上游和邻近成都平原的岷江上游地区。庙底沟文化彩陶传播到西北以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由仰韶文化晚期(或称石岭下类型)过渡到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渊源于庙底沟文化,以弧边三角作衬底的旋纹是两个文化一脉相承的主体纹饰。黄河上游的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彩陶,都先后影响了长江上游地区远古文化的发展,密切了两河之间的文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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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陕西华县泉护村,彩陶上也有这种形如飞盘的图形。在西乡何家湾,彩陶上见到标准的圆盘形纹,是绘在四瓣式花瓣纹之间的圆形中。在华阴南城子和秦安大地湾的彩陶盆上,有非常标准的圆盘形纹饰,它的上方还绘有一个圆点。大地湾还有叠绘的圆盘形纹,两个圆圈上下并列,圆中绘相同的圆盘形纹。在华阴南城子和华县西关堡,彩陶上的圆盘形垂直出现在圆圈中。有时在同一器上,圆盘形纹既有横行的,也有竖列的。这种重叠并列的圆盘形纹也见于陇县原子头的彩陶罐,并列的横行圆盘形纹多达四组,感觉更为张扬。原子头也有双联的圆盘形纹,也见到竖列的圆盘形纹。圆盘形纹一般都是绘在地纹圆圈纹中,这种固定的图案单元一般不会单独出现,它都是作为纹饰组合中的一元出现。它常常出现在各种复杂的旋纹组合中,有时也与一些简洁的纹饰组合在一起。

近年的发现表明,黄河上游彩陶向长江流域的南传,是由甘肃南部经嘉陵江上游到达岷江上游地区,然后直抵拒长江干流不远的大渡河边,南传开始的时间很可能不晚于庙底沟文化时期。在嘉陵江支流白龙江一带发现包含彩陶在内的庙底沟文化及后庙底沟文化遗存,如甘肃武都大李家坪就出土了一些这时期的彩陶,其中就有鱼纹[2]。当然由于陶片较为破碎,纹饰仅存鱼尾和鱼腮局部,发掘者也没有辨别出来(图7)。甘肃西南发现鱼纹彩陶的地点还有陇西二十里铺、西和宁家庄和礼县石嘴村、黑土崖和高寺头[3]。宁家庄见到的一件鱼纹彩陶,仅存鱼腮与身的接合部,复原的纹饰为无眼的典型鱼纹。黑土崖也有一件典型鱼纹残陶片,鱼身可能稍长一些。黑土崖的另一例鱼纹彩陶所绘为无头鱼纹,在本来为鱼头的位置绘着黑白对称的弯角弧形几何纹,复原的纹饰与秦安大地湾见到的同类鱼纹相同。又见高寺头也见到一件与黑土崖这件纹饰非常接近的彩陶片,也可能两者就是同一件,在有些论著里被混淆了。这几例无目与无头鱼纹,与秦安大地湾所见雷同(图8)。黑土崖还有一例彩陶片绘有简体鱼纹,纹饰仅存鱼纹尾身接合部(图8,下)。这几例鱼纹因为陶片过于破碎,在原报告中大多没有判明。

    庙底沟文化彩陶中的二方连续,还有一些更特别更复杂的构图形式,如双重单元连续形式、复杂单元的简单连续形式、复杂单元交叠连续形式和同一单元正倒连续形式。
    复杂单元的简单二方连续形式彩陶,在陇县原子头有集中发现。那些黑白三角正倒相间接合成的菱形纹,作为一种复杂单元在构成二方连续图案时,它们左右连接并没有选用其他什么纹饰,只是留出一点空白的距离。还有非常复杂的图案化的鱼纹,彼此连接首尾相衔,一般并无其他附加纹饰。
    在庙底沟文化中,同一单元正倒连续的二方连续形式彩陶有一定数量,最典型是那种单旋单元的正倒连接形式彩陶,在河津固镇、翼地北橄、秦安大地湾都有发现。这种二方连续图案的绘制需要较高的技巧,不然很难绘好(图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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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这种圆盘形纹饰作一个比较,可以区分为几种不同的样式。这种图形出现时的方向并不一致,一般以横平方向为多,而且明显凸起完全涂彩的那一面是向着下方,留白的一面则是向着上方。也有少数图形出现时垂直方向或略为倾斜的样式,倾斜时涂彩凸起的一面也是朝向下方,而垂直时涂彩凸起的一面是朝向左方,个别也有相反的情形。横行的圆盘形纹常有圆点作配合,圆点使纹饰单元产生出一种生动感。

在这一带发现鱼纹彩陶的同时,还见到一些圆圈纹与叶片纹彩陶,也都是庙底沟或后庙底沟文化风格。如四川茂县波西遗址见到的一例圆圈纹彩陶片,我采用两种构图复原,一种为双点穿圆式,一种为纯圆圈式,都属于庙底沟文化风格(图9)[4]。此外在一些地点还出土了双瓣式花瓣纹彩陶,武都大李家坪就见到两例,纹饰绘在同类的深腹盆上,叶片较为肥硕,中间也都绘有中分线(图10)。甘肃武都往南,在四川茂县的营盘山也意外见到几例双瓣式花瓣纹[5],叶片中也绘有中分线,可知这样的花瓣纹与大地湾和大李家坪属于同一类,时代可能也相差不远。这里还发现一例作双层排列的双花瓣纹,为它处所不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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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注意到,有报道说蓝田泄湖的半坡文化彩陶上见到了简体鱼纹。从所附图片上看,那里的简体鱼纹与庙底沟文化的并无不同。如果这个发现能够确定无疑,那说明简鱼纹在半坡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当然还并不是很流行,所以没有更多的发现。不过泄湖的庙底沟文化彩陶上也见到了简鱼纹,只是鱼尾极短小,与他处的发现有些区别(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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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岷江上游的理县箭山寨、茂县营盘山和姜维城遗址发现了典型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有可能彩陶的影响是由川西山地南下进入横断山区,丹巴县罕额依和汉源县狮子山遗址发现的彩陶便是南传的重要证据。茂县营盘山发现一件马家窑文化风格旋纹彩陶,构图介于双旋纹和叶片纹之间,绘制较为精细(图11,下)。

    彩陶二方连续图案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单元纹饰的等分布局特征。二方连续布局程式大致有二分、四分、六分、八分若干式,其中二分式少见,四分式最多,八分式有的地点稍多,也见到不多的三分式。画工在开绘之前,一定先有等分规划,这是布局,不然这二方连续的结果就会是既不能续也不能连,最后环形纹饰带就无法封闭越来。我们在出土二方连续彩陶上,还没有见到没有封闭的纹饰,这说明等分规划是个基本功,也是一个固定的程式。
    彩陶图案的二方连续形式是一种没有开始、没有终结、没有边缘的非常严谨的秩序排列,其意义都是一种无始无终,无限反复,是连续中的递进与回旋。自半坡文化开始出现,到庙底沟文化完全成熟的彩陶二方连续表现形式,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老艺术传统的史前基础,看到了这艺术传统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细节。其实这样的一个艺术传统在史前时代的末期就已经有非常辉煌的表现了,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居民就是这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将这种艺术表现方式提升到了极致。
    进入文明时代,直到当代社会,我们在艺术装饰中仍然将无始无终的二方连续作为重要的表现形式,可见这个传统对后世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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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特别纹饰的构图,过去并不清楚它的来历,也不明白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不过现在有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在华阴南城子和陇县原子头,圆盘形纹饰出现在鱼纹的头尾之间,这说明它与鱼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而在秦安大地湾和陇县原子头,在无头的鱼纹中,本该绘鱼头的位置上出现了这种圆盘形纹饰,这就更有意思了。

庙底沟文化彩陶向西特别是向西南的传播,将黄河文化传统带到长江上游区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庙底沟文化若干类彩陶纹饰的分布范围,远远超越了这个考古学文化自身的分布范围,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强大的推力,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播散到了与它邻近的周围的考古学文化中,甚至传播到更远的考古学文化中。对于这样的推力,我认为可以用“浪潮”这样的词来描述,彩陶激起的浪潮一波一波地前行,一浪一浪地推进,它将庙底沟文化的艺术传统与精神文化传播到了更广大的区域,也传播到了岷江上游地区。

(责任编辑:高丹)

    为着今后能引起发掘者更多的注意,我特意绘制了一张“彩陶上典型鱼纹与简体鱼纹残片的判断坐标图”,希望学者们在发现相似彩陶片时能仔细比对,一定会有所收获(图2-8)。从这个坐标图上,从鱼头到鱼尾分出了7个坐标区,头眼、身子和尾部都分作两区,头与尾的结合部分为1区,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将那些彩陶片归位。过去在这样的碎片出土时,可能因为太过于破碎,残留的纹饰也过于简单,所以被忽略了,甚至在公布资料时将它们搁置起来。如果这样的彩陶片不被认识,甚或让它们重归尘下,那可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其实鱼纹彩陶片并不难辨认,因为它与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其他纹饰区别明显,一般是不会混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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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甘南至川西北茂汶一带的岷江上游地区,至晚在公元前4000年的年代已经纳入到黄河文化的强烈影响区域。来自黄河文化的影响,相信对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发展也产生过某种推力,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在考古上找到有力的证据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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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陶鱼纹的鱼头失踪之后,取而代之的主要是双花瓣与圆盘形纹饰组合,表明这两种纹饰与鱼纹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可以说,它们本是代表鱼头的。在它们独立成纹时,或者在纹饰有所变异时,也许依然是鱼的一个象征符号。

注释:

    仔仔细细地寻一寻,“按图索鳞”,不仅会得到更多的鱼,也许会使眼界又开阔一些的(图2-9)。得到了这样多的鱼,对于半坡与庙底沟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也许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切入点。

    在无头鱼纹中,另有一种加绘鸟首的鱼纹很值得关注。陕西武功游凤曾发现一件鱼纹彩陶壶,也不见鱼头,而在鱼头的位置却出现了一个鸟头纹,这样的鸟头纹在临潼姜寨遗址的彩陶壶上也见到过。其实类似的鸟头鱼纹在秦安大地湾和陇县原子头也都见到过,只是因为没有完整器,所以纹饰的原形不明晰,发掘者没有识别出来。彩陶上鱼身鸟首的结合,也许暗示了更深刻的文化背景,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当鱼纹化作无头或无身的样式,或者用其他图形取代鱼头鱼身,一定是有了相当大的变故。由彩陶鱼纹的无头案,引出来许多彩陶之外的问题,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彩陶的深刻意义。

[1]作者曾经到这一带作过田野调查和发掘,有最直接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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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武都县武都大李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3集。

参考文献: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湖北郧县大寺2006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4期。
[2] 临汝县文化馆:《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1期。
[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南考古报告集》,三秦出版社,1994年;西安半坡博物馆:《铜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4年1期;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垣曲小赵遗址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1年2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南城子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6期;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等:《陇县原子头》,文物出版社,2005年。
[6] 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华县泉护村》,科学出版社,2003年。
[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新绛光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文物集刊》1996年2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洪洞耿壁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陕西扶风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文物出版社,2005年。
[8]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1927年。
[9] 石璋如:《关中考古调查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本,1956年。
[10] 李红雄:《甘肃庆阳地区南四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3期。
[1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铸鼎塬及其周围考古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9年3期;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分队:《河南灵宝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复查与试掘》,《考古》1960年7期。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队:《内蒙古中南部古文化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12集。
[13] 王仁湘、王杰主编:《雕龙碑史前彩陶》,文物出版社2006年。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陕西蓝田泄湖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4期。

    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鱼头的这些变化,让我们追踪出了一些相关的纹饰,这是鱼头失踪之后取而代之者,这些纹饰为研究者进一步解释鱼纹的象征意义提供了重要线索。由这样的线索我们至少可以论定,庙底沟文化与半坡文化之间,在精神生活与艺术生活中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鱼是共同的艺术主题,鱼在两个文化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彩陶上鱼纹的这种变异,也让我们进一步相信鱼纹在史前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非常深刻的,彩陶的意义也由鱼纹得到清晰的展现。

[3]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6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流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责任编辑:高丹)

    关于彩陶上几何形纹饰的产生,过去的研究似乎已经有了定论,即大量的几何形纹饰都是来源于象形纹饰,是象形纹饰逐渐简化的结果。到了后来,纹饰简化到只表现局部特征,而且明显夸张变形,意存而形已无,得其意而忘其象隐其形矣。纹饰如何简化,简化的原则是什么,是否完全依从由抽象到象征变化的规律,这样的问题还需要研究。由彩陶上的鱼纹我们发现,彩陶纹饰不仅有象形与抽象纹饰的结合现象,更有纹饰的替代现象,这样的结合与替代是象征性的改变或是延展,也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波西遗址2002年的试掘》,《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4年;陈剑:《川西彩陶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古代文明》第五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责任编辑:高丹)

[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发掘报告》,《2000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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